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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其質 金石相期
珍秦齋出版的多種古器物圖錄，內容豐富而精美，久已成為學者案頭必備的參考書。我曾協助蕭先生做過一些編輯和設計的工作，雖都是多年前的舊事，至今尚可回憶。多年來，我也一直從事並關注戰國銘文的研究。謹此為珍秦齋藏品的研究提供一些後來的新發現、新研究和新想法，作為補充和參考。
香港嘉德2024年春季所見的27件珍秦齋藏器，從地域和年代來分類，有戰國越國2件、魏國8件、趙國2件、韓國4件，秦國及秦代9件，漢代2件。
一、越國2件
越王者旨於賜劍發現較多，見於著錄的不下20餘柄。但通常所見基本在50釐米上下。珍秦齋所藏這件者旨於賜劍長60.2公分，在已發現的者旨於賜劍中居前列，且保存基本完好，是不多見的。者旨於賜是勾踐之子，即越王鼫（與）夷，以他名義製作的劍數量較多，可以說明戰國初期越國軍事之盛。
珍秦齋藏越王差徐戈，不惟紋飾繁複精美，長銘內容又特別重要，發表之後，迅即引起很多學者的相繼討論，已見專論近20篇。該戈的器主「差徐」，跟紹興越國文化博物館舊藏的一件短銘差徐戈（17363）的器主為同一人，即《史記·越世家》所記載的越王「初無余」，這一點由李學勤和我率先考訂，目前已稱定論。 2014 年我又考證1993年臺北古越閣《商周青銅兵器》第77號件者差其餘劍（17949，現藏蘇州博物館）器主也是「初無余」，於是越王初無余作器達到了三件。
珍秦齋藏越王差徐戈有多方面的重要意義。在銘文方面，關於「得居乍金」的讀法，以往有所聚訟。從銘文後面「差徐以鑄其元用戈」句來看，「以」後所省略的介詞賓語，應即是前面兩次出現的「金」。先秦銘文常講「金」的產地或來源，例如西周春秋金文常講來自「繁陽」的銅料，又紹興越文化博物館戈銘（17363）「越王差徐，以其鐘金，鑄其拱戟」，吳王光帶鉤「攻吳王光初得其壽金，作用鉤」，這些銘文的「鐘金」與「壽金」都是「產地+金」，格式與「居乍金」相同。以來自異地的原料鑄造器物，這表現的是器主能力和功勞。由此來看，「居乍」必須解釋成為一個地名，仍以讀「姑蘇」為佳。該戈說明了越王差徐時代開始得到「居乍金」即「姑蘇金」，是有關蘇州歷史的珍貴史料。
又差徐戈銘末「以攸只邊土」，其中「只」字舊說紛紜。我後來補充指出，該字應視為「只」字異體，讀為「啟」，「攸（修）」與「啟」為義近聯用。「攸只邊土」應理解為「攸（修）邊」與「啟土」兩事。同類寫法的「只」字，亦見珍秦齋藏五年邢令戈銘文（17314）工師名「閭枳沱」的「枳」字偏旁，施謝捷先生又為我舉證，古複姓有「閭（盧）支（枝/氏）」 。可見「枳」與「只」二字亦可定論。
在器物方面，珍秦齋藏越王差徐戈的紋飾精細繁複，可謂越式羽紋的集大成之作，因其年代確切，可視為同時期的標準器。這種早期以兵器為禮器的特殊歷史現象，不同於秦漢統一以來伴隨銷兵而興起的社會認識，仍有待進一步闡發。
二、魏國8件
魏國兵器大致可以分為兩式，內上有刃的廿七年頓丘戈、廿八年左庫戈、二年王垣戈，皆是戟刃，都呈窄長狀；其餘卅年左庫戈、圁陽戈、內黃右庫戈、郾守戈，則是戈，呈寬短的特徵。其中廿八年左庫戈與卅年左庫戈，年數祗隔兩年，左庫工師名皆為「愈」，可說明是基本同時的兩件製品。由此可證明，這兩種不同形制的兵器，可同時並存，並無形制上的演進更替關係。因為這本是戈、戟兩類器物的並時關係。這個道理本來容易理解。不過，在兵器類型學的學術史上，不同類別的器物卻被理解為先後發展而來的錯誤邏輯，並不少見。珍秦齋這兩件左庫戈，可以提供一個值得深思的例子。
廿七年頓丘戈的銹蝕很有特點。銹蝕皆沿刃分佈，呈極密的多條細線狀，而無鏽處呈黑漆古皸裂狀態。這說明該戈原有保護刃部的「戈韜」。韜與刃結合甚為緊密，韜內邊緣處多次存水，所以漸漸銹蝕如此。這種銹蝕猶如兵器的「年輪」，極具歷史滄桑感。該戈原配的柲冒、冒下銅套俱存，大片朱砂痕跡仍存，相當程度保存了歷史遺物的完整性。
上述魏國呈現短寬特徵的戈，是列國兵器的通行形制。同類形制的戈，在秦國也有，從銘文來看，一般可稱為「少府戈」。珍秦齋此次釋出的十六年少府戈、廿三年少府戈、少府戈、高奴戈均屬此類型。少府戈的年代，過去我認為皆晚至秦昭襄王以後的莊襄王、秦王政時代。現在看，少府戈在秦國始出現的年代，應提前至秦昭襄王時的可能性甚大。某些製造上的特定工藝程序，例如魏郾守戈 、圁陽戈。在援本上緣做縱向打磨出的痕跡，也見於秦廿三年少府戈、十六年少府戈等。這種痕跡也可能跟戈韜的位置有關，有待討論。
珍秦齋者所藏魏國縣邑製造的兵器，頗有一些獨特的品種。例如圁陽戈銘文「圁陽冶瘄鑄也」，銘末語氣詞「也」甚罕見於工官類銘文。王二年王垣令戈之紀年「王二年」，應即魏惠王後元二年，與後來發表的「王之一年」向令戈（31231）年代前後相次，皆是魏惠王改元的珍貴史料。鍾戈亦屬魏，其胡甚短，五個穿孔形制皆非常特殊。這種特異的短胡形制，說明其等級較高，不是普通徒卒所用。出現另有兩件同銘戈（16285、41322）、一件禾單戈（16400）和三件保晉戈（16524-16525），形制皆與鍾戈類似，比較而言，這類兵器不宜簡單視為戰國早期縣邑製品，其年代與銘文意義，均有再討論的空間。
三、趙國2件
廿八年陽邑戈銘文將陽邑令名「趙敘」置於邑名前，又加「為」「鑄之」等語，銘辭文例既特殊，又呈現典型的趙國特徵。另一件二年邦司寇鈹，銘辭內容重要。今所見趙國的國家監造系統，似乎以「相邦」掌左右庫與「邦司寇」掌上下庫，為兩大並立的工官體系。可參看《史記·趙世家》記載，主父餓死沙丘之後，公子成為相邦，李兌為司寇。我之前曾認為二年邦司寇鈹是近年古董商改造為劍。但我後來多次觀察原物，發現其鈹身與格、柄、劍首的鏽色相當一致，看不出晚期改造的痕跡。戰國時代修補、改造兵器的例子，現在可以頗舉出一些。例如，陳夢家舊藏四年相邦建信君鈹（18031），中部為兩段斷後鑄接；安徽壽縣出現宋公得戈（16828），胡部原斷失，早期修補，連錯金鳥篆的下半部也略微補出一點；另一件趙鈹（18066），上段是「十三年右」，下段是「守相信平君」，為早期拼合二器而成。 珍秦齋這件二年邦司寇鈹，在戰國時代就被改作成劍，仍是可能的。這是過去我們所不瞭解的特殊情況。這種改造行為稱為「繕」，在兵器銘文以及秦律令中都有些記載。
四、韓國4件
韓少夫戈的地理與年代文字仍有待辨識，但其無鏽處金光閃爍，很是惹眼。七年王子工師戈之字體屬韓，其長胡四穿且具孑刺，表明其年代不會早到戰國中期。該戈至今鋒刃仍銳利，且戈內後下角缺角，也是高等級兵器的特徵。相對於國家武裝來講，王子工官自作兵器是為了配屬私家的武裝，這種高品質的戈，可以視為韓國私家之重兵利器。宅陽令戟刺加刻秦文字「降」，讀為地名「絳」，表明該器曾經落入秦人之手，秦人曾攜至山西之絳縣。
卅一年鄭令戈的銘文情況複雜。首先該器原有鑄銘，但因為鑄範不精或者打磨太甚，鑄銘已經不明顯，於是在鑄銘基礎上加刻銘文，加刻的銘文是極為典型的三晉系統的韓國字體。韓國銘文在三晉文字中特具婉轉流暢的特點，倘若細細觀察卅一年鄭令戈銘，應該會有較深的印象。該戈內背面又加刻「四年春成左庫」，春成君是韓國封君，自此該戈轉入韓封君的私人武備系統，不復屬於韓國都鄭的武庫。
五、秦國9件
屬秦的9件器物，其中四十八年上郡假守鼂戈，我有專文介紹，指出「鼂」是見於《秦本紀》的客卿竈。近年遼寧鳳城的上郡戈（《出土青銅器全集》20-322）銘文也釋出「鼂」字，仍是客卿竈為上郡守，但鳳城戈紀年殘泐不可見。
元年上郡假守暨戈，王輝、蕭春源先生撰文指出「暨」是秦將王齮（或寫作齕），後來蔣文女士指出三件上郡守私名確切寫作「錡」讀為「齮」的戈矛（17292與私藏一戈一矛） ，則該戈的上郡假守之名「暨」就不一定是指王齮了。關於此戈的年代，在莊襄王元年、秦王政元年這兩個選項中，目前也缺乏確切的證據。 元年上郡假守暨戈既載元年，相當重要，上郡守名值得再做深究。
關於3件少府戈，前面在魏國的部分已經做過介紹。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與少府戈同類型的高奴戈，內部刻有紋飾，極盡雕鏤之能事，也表明這類看似不甚鋒利的戈，實際有著較高的配屬等級。
咸陽四斗方壺，李學勤先生指出，這個「咸陽」不是秦都咸陽，而是《漢書·地理志》記載的雲中郡屬縣咸陽。秦確實有兩個咸陽。該方壺的兩處銘文，一處做「咸陽」，另一處省作「咸」，這符合我們所見陝西秦陶文稱「咸陽」為「咸」的規律。雲中之咸陽是否可以如此簡稱，則尚無證據。因此咸陽方壺的製造地或置用地「咸陽」仍有可能就指秦都咸陽。
元年相邦疾戈是一件年代、人物都非常明確的秦戈。該戈屬於秦昭襄王元年，「疾」是樗里疾，此人是戰國中期秦國的名人。樗里疾（《史記索隱》引《紀年》「秦楮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寫作「楮里疾」）之得名，是因為他死葬於渭水南岸陰鄉樗里，又尊稱「樗裡子」，本名為疾，他是秦惠文王的異母弟，其母為韓女。樗里疾之始用事，在惠文王前元八年，爵為右更，此後將秦兵屢立戰功，至少在惠文王后元五、六、七三年為上郡守。疾封為嚴君，食採蜀郡嚴道，為後世嚴姓始祖，又稱「嚴君疾」。武王世，樗里疾任左丞相，昭襄王王立，樗裡子又益尊重，為秦昭襄王相邦，據出現資料，他至秦昭襄王六年仍為秦相邦。樗里疾卒於秦昭襄王七年。由此可見，該戈的歷史價值較高。其背面銘刻「明」指蜀郡之葭萌，為置用地點，該戈可能與樗裡子所封嚴道有關。
關於珍秦齋藏青銅秦鈹的分域，主要是從錯銀鈹格的紋飾來看的。鈹格所見的顧首張口露齒具足龍紋，在秦都咸陽等地考古遺物上常見類似的形象，在東方六國地區不是這類的風格。從該器格以下的形態可知該器是接長柄的類型，因此是鈹而不是劍。但該器的器身有中脊，不象秦俑坑所出秦鈹作平脊，是其特殊之處。可見，這也不是一件常見的制式秦兵器。
六、漢代2件
漢代的兩件，漢宮字銅量是漢侯王宮廷所用，極為罕見。雍棫陽宮鼎所見的棫陽宮，是秦昭襄王所始建，自戰國中期開始就是君王常常遊幸的地點，在棫陽宮發生的史事既多，該鼎的歷史價值就不言而喻了。
與這批器物同時釋出的，還有一批珍秦齋收藏並出版過的璽印。珍秦齋主人以善篆刻而著名，能入他法眼的印章，必然有不同之處。當下關心璽印研究的同好比較多，就不用我在此發表芻蕘之見了。
總之，這次珍秦齋釋出的這批器物，仍以銘文內容特殊重要、歷史價值高為其特點，真可以說是「金玉其質」。這些文物曾被妥善保存，又被巨細靡遺地完整發表、出版，可以說得到了善待。這些文物在研究者的頭腦中不斷被思考、確認，得到再三再四的詮釋，成為歷史研究的一塊又一塊基石，可以說是得其所哉。眾所周知，文物研究的工作沒有盡頭可言。再過若干年，還會有學者再來為這批文物做出新的補充、判斷、詮釋，甚至建構成為新的古代史。讓我們「金石相期同此真」。
文/董珊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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