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頁40頁，封面、封底各一頁

25.5×17.5 cm. 10×6 7/8 in.約0.4平尺（每幅）

說明：1、此為50年代初期，由周作人所撰談漢字的文章《十山筆談》手稿，分別以《筆談的意思》、《談漢字》、《漢字不難學》、《漢字不難寫》、《漢字的功績》、《漢字與英文》、《客店的對聯》、《真草隸篆》、《毛筆》、《親近與偉大》和《漢字的字形》為小標題，深入淺出地撰寫了11則「不一定相連，卻也並不一定不相連」的系列短文，組成了全篇。這篇手稿被周作人保存了十餘年，惜直至其去世，未曾發表過。周作人病逝前，他將手稿贈送給曾經關照過他的王益知。此“托孤”之舉，令王益知深感到責任重大，1980年初，王益知通過香港友人，把珍藏了十多年而又無處發表的周作人遺作《十山筆談》手稿，轉寄贈新加坡友人周穎南收藏。並於80年代，在新加坡《南洋商報•藝文》副刊發表。而此珍貴手稿，由八道灣的小屋輾轉下南洋，逾半世紀後首度露面。
2、封面書名及作者名「十山筆談，知堂」，為俞平伯（1900-1990）題寫。
3、附王益知致周潁南信一通二紙。介紹周作人生平，並談及此文發表事。現節錄周作人贈稿一段如下：「文化大革命爆發，出版社不再給工資。受到經濟壓迫，函請行老設法。據言，本月已向好友借二百元，下個月難於續借，生活便難維持下去。行老囑我前往八道灣寓所探望，告以稍待必將設法。解放初期，此老與弟同在滬報寫稿，曾通信數次，故過訪不嫌唐突。詢其藏書情況，即指架上牙籤，謂無甚佳本，遂出手稿一冊相贈，用資紀念。不料，未出三日，即聞其投「什剎海」噩耗。始知其贈稿別有深意，用示永別。」

「我與知堂老人相識在六十年前，當時常通書翰，解放之初僅一往訪，及其逝世，並時日亦未之知。今讀此稿，懷念無已。」
—俞平伯
「周作人在自知將不久於人世的時候，還能夠想到把這份用毛筆小楷，經心結撰並保存了十餘年的手稿《十山筆談》贈送給王益知，這其中除有留念的意思之外，也讓人不免有臨終托孤之感。」
—孫玉蓉
關於周作人的遺作《十山筆談》
孫玉蓉（原天津社科院研究員）
50年代初期，周作人曾經寫作了一組談漢字的文章《十山筆談》。這篇手稿被他保存了十餘年，惜直至其去世，未曾發表過。周作人病逝前，他將手稿贈送給曾經關照過他的王益知。80年代初，王益知通過新加坡友人周穎南的幫助，使《十山筆談》得以在海外發表，而在國內仍知之者甚少。如今，周作人這篇寫作完成已有50年的集外佚文《十山筆談》的手稿仍被完好地保存於世，這其中的故事也是耐人尋味的。
一、王益知受贈保存《十山筆談》
要問周作人遺作《十山筆談》的來歷，還得從1966年說起。那一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已決定不再預付周作人每月200元的稿酬，僅靠在報刊上發表零星散稿的微薄稿酬維持生活，這使已經病痛纏身的周作人的生活更加拮據。1966年5月，他發現尿中有血；1966年6月，他被確診患了前列腺腫瘤。他不甘為貧病所苦，為生存計，1966年7月10日,他曾寫信向章士釗求助。雖然他自知希望甚微，但是，畢竟還有一線希望，總要試它一試。
周作人的努力沒有白費。1966年7月18日，章士釗便委託秘書王益知到八道灣去看望周作人，並答應設法幫助他解決生活困難。周作人心中的感激可想而知。他在1966年7月31日的日記中寫道：「此一個月不作一事，而辛苦實甚，日唯憂貧，心勞無一刻舒暢，可謂畢生最苦之境矣。行嚴秘書王君曾雲，當再次來訪，因隨時期計其到來，作種種妄想，竊日思惟,亦不禁憫笑也。」①從這段日記可知，這時的周作人已把希望全部寄託在章士釗的秘書王益知身上了。
周作人之所以求助於章士釗，那是因為章士釗當時正擔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能夠向有關領導人士反映問題。
50年代初期，周作人就曾為生活問題，請章士釗幫過忙。這次遇到了同樣的困難，他自然又想到了章士釗。1966年8月11日，周作人先把舊作詩《往昔三十首》的手抄本訂成一冊，托王益知轉贈章士釗②。十天後，他又寫信給王益知。遺憾的是，周作人寫了一生的日記，於1966年8月23日終止了。此後直至1967年5月6日周作人病逝，這一段時間發生的事情便沒有文字的記載了。在這段時間里，周作人究竟和王益知又聯繫了多少次,請王益知幫助做了哪些事情，我們也就無從得知了。據說,在周作人病逝前三天，王益知再次受章士釗囑託，前去看望周作人,並問及他的藏書情況，這讓臥病中的周作人深受感動。為感謝王益知的熱心關照，周作人遂將未曾發表過的手稿《十山筆談》贈送給王益知保存、留念。三天後，周作人在八道灣寓所的一間小屋裡默默地離開了人世。
據知，在1966年「文革」運動爆發不久，周家就被紅衛兵抄了家，周作人也被攆到一間小屋裡居住，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境況十分淒慘。這篇手稿究竟是如何躲過浩劫、幸存下來的，至今已無人知曉。或者王益知是在周家被抄家之前，去看望周作人並得贈《十山筆談》手稿的，也未可知。如果王益知所說的日期不誤，那麼，周作人在自知將不久於人世的時候，還能夠想到把這份用毛筆小楷經心結撰並保存了十餘年的手稿《十山筆談》贈送給王益知，這其中除有留念的意思之外，也讓人不免有臨終托孤之感。
後來，當章士釗得到周作人去世的消息時，他為自己未能及時資助周作人而感到追悔莫及。王益知更為自己所保存的周作人遺作手稿而感到責任重大。他認為周作人的遺作「臧之名山，不如公之於世」，然而，那時國內的報刊哪裡敢發表周作人的作品呢！1980年初，王益知通過香港友人，把珍藏了十多年而又無處發表的周作人遺作《十山筆談》手稿，轉寄贈給古道熱腸的新加坡友人周穎南收藏。因為周穎南與章士釗有過交往：章士釗曾把自己的著作《柳文指要》親筆題贈周穎南，還曾應囑為周穎南書寫過詩軸條幅。王益知也因陪章士釗而與周穎南有過交往。因此，他認為周穎南是可信賴的。把周作人的手稿交給周穎南保存，他感到更安全、更可靠，而他從此以後也就可以心安了。然而，我們知道《十山筆談》在王益知手裡保存的十餘年，大部分時間是在「文革」運動期間。他能夠在那樣的環境下，把背有「漢奸」罪名而又已經死去的周作人的手稿保存下來，使之幸免於難，實在是不容易。這其中的甘苦，他自己雖然沒有訴說，但是，經歷過「文革」運動的人，大概都會想象得到的。
此前，王益知也曾把《十山筆談》手稿送給俞平伯過目，並請俞平伯為遺作題寫篇名。年逾八旬並患過偏癱後的俞平伯不僅應囑題寫了「十山筆談」篇名，還題寫了人們所熟知的作者名「知堂」。而周作人遺作手稿上的署名則清清楚楚地寫著「十山」。
二、《十山筆談》簡介
周作人的遺作《十山筆談》在總題目下，圍繞著我國方塊漢字的讀、寫、認、漢字構成的特點、漢字與外國文字的比較、漢字的價值、漢字的歷史功績、漢字書法的裝飾和觀賞價值以及毛筆對於漢字所獨有的功能和特點等問題,分別以《筆談的意思》、《談漢字》、《漢字不難學》、《漢字不難寫》、《漢字的功績》、《漢字與英文》、《客店的對聯》、《真草隸篆》、《毛筆》、《親近與偉大》和《漢字的字形》為小標題，深入淺出地撰寫了11則「不一定相連，卻也並不一定不相連」的系列短文，組成了全篇。
追溯周作人對漢字的關注及其研究，實始於20年代初期。1922年年末，周作人就曾應邀寫作了《漢字改革的我見》，發表在《國語月刊》第1卷第7期，即「漢字改革號」特刊上，明確表態支持錢玄同、黎錦熙等人提出的漢字改革的主張，並完全擁護他們提出的在當時比較切實可行的減省現行漢字筆畫的提案，起到了為漢字改革擂鼓助陣的作用。他認為漢字改革的理想的辦法，是主張用羅馬字拼音，然而實行起來困難和阻力是很大的，需要的時間也是很長的，而眼下所能做、所應做的是「在保存漢字形體的條件底下」減省筆畫，「漢字應當為我們而存在，不是我們為漢字而存在」。他針對著當時反對漢字改革的各種觀點，針鋒相對地指出：「就事實上講來，現在主張漢字改革以至改用羅馬字最有力的人們，在古文字上都有極深厚的知識，不是那些以’國學家'自居的諸公所能及」，他們的主張「不是由於怕漢字難識難寫的緣故，卻是因為熟悉漢字的利弊，所以才如是主張；但是即使因為漢字難識難寫而主張改革，也就有了十分充足的理由了」。他說明主張漢字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全國人民」，也就是說「是為了我們自己，尤其是後來的小孩們」。「漢字改革的目的，遠大的是在國民文化的發展，切近的是在自己實用的便利；至於有益於通俗教育，那是自然的結果，不是我們唯一的期望。」他還以錢玄同常說的筆畫懸殊的「薑」字和「一」字為例，強調了漢字改革的必要性。他認為讓小孩子在一個格子里寫下可以佔據兩個格子地位的「薑」字,實在是虐待。他說:「明明有‘姜’字可代，我們為什麼不改呢？說是‘儒醫’開方則可，小孩則不准寫’白字’，不知道這是什麼話？」他強調「漢字改革即使在我們老輩是不必要了，但為後來的小孩計也是必要」。他的簡化漢字，使之實用便利，以解放小孩子的觀點，對於我們今天的漢字教學和文字改革工作仍有啓發和借鑒作用。
建國初期，周作人又陸續寫作了《漢字不難學》、《寫白字》、《談簡筆字》、《薑與姜》、《簡筆字重在寫》、《漢字與簡化》等許多有關漢字的隨筆，同時，也以隨筆的形式寫作了論述有關漢字的系列文章《十山筆談》。雖然其中也有題目相同的，如《漢字不難學》一文與《十山筆談》中的第三則題目相同；雖然間或也有內容相仿者，如《薑與姜》一文的內容在《十山筆談》中也稍有涉及，但是，這些零篇的隨筆仍然不能與《十山筆談》相比。因為《十山筆談》集中闡述和體現了周作人數十年來對漢字改革的關注以及對漢字的研究和思考。
三、俞平伯關注《十山筆談》的發表
周穎南收到王益知轉贈的周作人遺作《十山筆談》後，他感到這份手稿的分量是沈甸甸的，而受人之托保存和收藏這部手稿，他感到肩上的擔子同樣是沈甸甸的。他認為如果將周作人遺作秘藏於自己的映華樓中，那將既對不起遺作的作者，也對不起保存和收藏遺作多年的王益知老人。他想盡快將遺作公諸於世，廣為流布，讓更多的人受益。強烈的責任感使周穎南不敢有半點懈怠。
周穎南是新加坡籍華人企業家、熱心的社會活動家，又是一位知名作家、鑒賞家和收藏家。1980年春，周穎南便將周作人遺作交給《南洋商報•藝文》副刊連載，並為其寫了按語。他說：
中國名作家知堂老人（周作人）的遺著《十山筆談》手稿，幾經輾轉，現已歸我保存。這篇作品的寫作日期，估計在四十年代與五十年代交替之間，距今大約有三十年的歷史了。全文分為十一個段落，以雜文筆調寫有關漢語、漢字的若干問題，使讀者提高對這兩方面的認識有一定啓發作用。目前新加坡正在大舉推行華語運動，此文的發表更有現實意義。
隨後,周穎南便寫信徵求俞平伯的意見。俞平伯對周穎南的做法十分贊賞，他在1980年3月29日的回信中，說：
知堂《十山筆談》，益知曾以示我，今原稿得兄保存，可謂「物得其所」。又聞將在《南洋商報》刊出，俾得傳流，尤為勝事。所寫按語簡明扼要，"有現實意義」，讀之甚欣為荷。
俞平伯在信末又說：
信未發，想起一點。文固甚妥，卻有一句：「估計在四十年代與五十年代交替之間，距今大約有三十年的歷史了。''這「四十年代」不知有什麼依據？文中或有之，我雖看過，已不記得了。據我回憶,四十年代他不會寫這篇文。40—45,北平淪陷，他在偽政府做官。46—49,他在南京監獄（49春夏南京解放）。若在次年作文，已是五十年代了。因此，我擬改為：估計在五十年代之初，距今約有將近三十年的歷史了。兄謂如何，希酌定。③
俞平伯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首先，「十山」這個筆名就不是40年代所使用的。周作人在《關於別號》一文中曾經說過：「一九五零年開始，我用了一個十山的別號，本來就是那麼隨便取定的，乃承黎明先生加以說明，說是越中有十座名山，因以為號」，「其次是筆畫簡單，寫起來便當」④。由此可知，《十山筆談》寫於50年代無疑。又，周作人在《十山筆談》第三則《漢字不難學》中，講到：「中國近來國內舉行掃除文盲運動，大舉的推廣速成識字法，這個成績報紙上大旨已有報道，不必贅說」。在第四則《漢字不難寫》中，他繼續談了從「速成識字法」的經驗中得到的啓示。査《知堂集外文•〈亦報〉隨筆》，周作人曾在1952年1月10日.上海《亦報》發表了談「速成識字法」的隨筆《速成識字法》，對西南某軍文化教員祁建華創造出來的「速成識字法」十分贊賞，他說：「祁建華是河南的貧農出身,他根據了自身的經歷來教人，所以有這樣成就,我因此也相信了人民的智慧無限的話，他們的見解與工作都非一般知識分子所能及。」他認為祁建華是「切實的從為人民實用上去著想，所以有這樣的偉大成就，這功勞很大，見識也是很正確的」。由此得知，《十山筆談》寫於隨筆《速成識字法》之後不久，所以，更準確地說，《十山筆談》寫於1952年初，與俞平伯「估計在五十年代之初」的說法完全吻合。可見俞平伯對周作人的瞭解是十分深透的，讓周穎南也不得不佩服。周穎南在1980年4月29日的回信中，說：
周作人先生之《十山筆談》，本未署寫作日期，我僅據文中「五四以後」及「近二十年……」等句加以推測，自不可靠。尊意系分析作者當時處境而得出之判斷，當可信服，我已作更正，謹致謝意。⑤
隨後，周作人的遺作《十山筆談》便在1980年5月1日、6日、15日和23日的《南洋商報•藝文》副刊分四次連載發表。第一次刊發了四則，第二次刊發了三則，後兩次各刊發兩則。首次發表遺作時的刊頭按語則修改為：
中國名作家知堂老人（周作人）的遺著《十山筆談》手稿，幾經輾轉，現已歸我保存。這篇作品的寫作時期，估計在五十年代之初,距今大約有三十年的歷史了。
《十山筆談》全文分為十一個段落，以雜文的筆調抒寫漢語與漢字的若干問題，使讀者對提高漢語與漢字的認識，有一定的啟發作用。
其實，周作人的遺作在《南洋商報》發表，這並不是第一次。據曹聚仁說，在1967年秋至1968年間，周作人的《知堂回想錄》就曾在《南洋商報》連載了十個月，然後才單行出版的。可以說那一次才是知堂遺作與《南洋商報》的第一次「親密接觸」。前者是經曹聚仁聯繫成功的，後者則是由周穎南親自安排的。
周穎南在1980年5月15日寫給俞平伯的回信中，說：
知堂老人遺作正在《南洋商報》連載中，其稿費應如何處理，便中請示知。⑥
俞平伯隨即回信,告訴周穎南：
知堂稿費，似可給他的兒子豐一。但我並未和他來往，不知其住址，已在設法打聽中。如知其住址，即函告。⑦
俞平伯認真而又自願地承擔了打聽周豐一住址的任務。其實早年俞平伯對周作人居住的八道灣寓所是再熟悉不過的了，只是經過了「文革」運動之後，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多年沒有聯繫，周豐一一家是否仍居住在老地方，誰知道呢！只能「設法打聽」了。
就在俞平伯和周穎南一來一往的書信交談中，周作人的《十山筆談》已在《南洋商報•藝文》副刊連載完畢。周穎南隨即把連載文稿的剪報影本寄給了俞平伯。俞平伯在1980年6月10日的回信中，告訴周穎南:
寄來知堂遺稿印本收到，謝謝。稿費似宜寄給其子豐一，地址如下（略）。此地址亦系打聽來的。我和他未有交往。⑧
半個多月後，俞平伯在給周穎南的回信中，再次談及：「知堂遺稿稿酬，鄭重處理，甚善。」就這樣，關於周作人遺作《十山筆談》在《南洋商報•藝文》副刊連載和支付稿酬問題，在俞平伯的關心和幫助下，得到了圓滿的解決。
四、葉聖陶的評價
周作人遺作《十山筆談》在《南洋商報•藝文》副刊發表後，有識之士同聲贊好。周穎南也感到高興。他在把發表後的遺作影本寄贈俞平伯的同時，也寄給了我國著名作家、教育家葉聖陶。葉聖陶閱讀了《十山筆談》後，在1980年6月2日寫給周穎南的回信中，說：
昨接寄贈知堂老人遺作，覽之極為欣喜。第五節《漢字的功績》最為不刊之論。其他諸節亦皆有深識，且流露其書法藝術之夙好。我與知堂老人相識在六十年前，當時常通書翰，解放之初僅一往訪，及其逝世，並時日亦未之知。今讀此稿，懷念無已。⑨
一周後，葉聖陶在給周穎南的回信中，再次談到周作人遺作「此稿至可寶，不知台從何自得之」。1980年6月19日，周穎南即回信告訴葉聖陶：
知堂老人遺稿乃老人于逝世前三日贈與王益知先生，他奉行嚴翁之命前往探視。後承益知先生以此轉贈，得以廣為流布，深為慶倖。⑩
葉聖陶得知遺稿的來歷後，十分感慨，謂日後與王益知晤面時，「當詢其當年問疾之情形」，可見葉聖陶對周作人生前身後事的關注。
就在葉聖陶與周穎南來往通信的過程中，俞平伯也在6月10日写給葉聖陶的信中，向葉聖陶介紹了周作人遺作《十山筆談》。他說：
穎南寄來《南洋商報》所栽知堂遺著《十山筆談》，文頗長，十一段，談漢字、漢語，未知兄已見否？如擬看，當另郵寄。叔湘于此或亦有興味。其論點固未盡然，卻可參考。⑾
信中所說的「叔湘」，即指我國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所長，《中國語文》雜誌主編等。他長期致力於語言研究和教學工作，對漢語語法學作出了重要貢獻,並著有《中國文法要略》、《漢語語法分析問題》、《語文常談》、《呂叔湘語文論集》、《語文雜記》、《漢語語法論文集》等許多學術著作。1971年5月，俞平伯與何其芳、吳世昌、孫楷第等十余位從河南幹校提前返回北京的老學者們，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組織的老知識份子學習會上，就曾聽過呂叔湘的關於「文字改革」的專題發言。這給俞平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這一次他不僅想把周作人遺作介紹給葉聖陶，也想把它推薦給呂叔湘閱讀參考，可見他對周作人遺作的重視。從這段話中，我們得知俞平伯不僅再次閱讀了周作人遺作《十山筆談》，而且給予它十分客觀的評價。
1980年6月13日，葉聖陶在給俞平伯的回信中，對俞平伯所關心的問題，做了回答。他說；「知堂談漢字之文，亦有複印本寄來。弟為文改會委員，此稿不擬與會中同人看。」當時，經過了十年「文化大革命」運動之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工作剛剛恢復不久，所以，俞平伯的信很自然地引發葉聖陶從自己是「文改會委員」的角度去考慮，不打算把《十山筆談》介紹給文改會同人看，這其中當然也包括呂叔湘在內。俞平伯知道葉聖陶考慮問題一向是謹慎周到的，他做事總是不會錯的，因此，對葉聖陶的意見深表贊同。他在6月15日的回信中，說：「周文不宜給文改會同人看，極是。」可見俞、葉二位老人在周作人遺稿問題上，已經取得了共識。
不曾想一個月後，即1980年7月16日，葉聖陶在出席文字改革委員會會議時，不僅將周作人的遺稿《十山筆談》複印本帶到會上，而且,將它交給文改會資料室複印保存，以便參考。葉聖陶還在7月18日寫給周穎南的信中，詳細談了自己對整理簡化字的目的、意義的認識。他說：
我為文字改革委員會之成員，近日開會，我攜尊寄知堂老人遺稿複印本，交會中資料室複印之，以便參考。開會目的在整理簡化字，著眼在尚未識字之人，期其易認易記易寫，筆劃雖簡而又不致混淆。再則為漢字使用電腦傳遞著想，每一字必須定形。此方面之研究者不止一起，文改會須與聯繫也。⑿
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裡，葉聖陶對待周作人的遺稿，由不擬給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同人看，到主動提供給會中同人參考，這中間也經歷了從心有餘悸到思想解放、實事求是、不因人廢言的思想鬥爭的過程。這說明葉聖陶從文字改革的角度，看到了周作人遺作《十山筆談》的參考價值。
周作人遺作《十山筆談》在《南洋商報•藝文》副刊發表20年後，筆者發現它在國內的學術界仍然知之者甚少。如：1998年9月，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周作人文類編》十卷本中，沒有收入《十山筆談》。2000年4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作人年譜》修訂增補本中也沒有提及這篇遺作。
可見，除俞平伯和葉聖陶外，國內學者是很少有人讀到在《南洋商報•藝文》副刊發表的周作人遺作《十山筆談》的。為了彌補這一缺憾，筆者征得周穎南先生的同意，將周作人遺作《十山筆談》交給《魯迅研究月刊》發表，為更多國內學者的學術研究工作提供方便。
（原載《魯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3期，此處經作者同意刊出。）
注：
①見張菊香、張鐵榮編著《周作人年譜》，第931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版。
②見張菊香、張鐵榮編著《周作人年譜》，第932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版。。
③見《俞平伯周穎南通信集》，第69-70頁，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版。
④見《周作人文類編•八十心情》，第768—769頁，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9月版。
⑤見《俞平伯周穎南通信集》，第73頁，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版。
⑥⑦見《俞平伯周穎南通信集》，第76-77頁，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版。
⑧見《俞平伯周穎南通信集》，第81頁，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版。
⑨見《葉聖陶周穎南通信集》，第67頁，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版。
⑩見《葉聖陶周穎南通信集》，第72頁，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版。
⑾見《俞平伯全集》，第8卷第289頁，花山文藝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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