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彩 畫布

45×53 cm 17 3/4×20 7/8 in

款識
悲鴻 1928 Peon （右下）
來源
蔣碧薇舊藏
亞洲重要私人收藏

二十世紀中國美術史的發展，可分為兩大脈絡，一為以徐悲鴻為首的寫實主義，一為以林風眠為首的現代主義。兩人堪稱藝術巨擘，透過不同的手段對中國繪畫進行改革，推動時代的巨輪，對美術史及後世的影響是至高而遠大的。
徐悲鴻出身微寒，自六歲起隨畫師父親徐達章讀書、習畫，年僅17歲便被錄取為江蘇宜興女子師範學院、彭城中學的圖畫教師，足見其天賦與才華，在教學之餘他並不斷追求自我在藝術上精進的可能，1918年，他認識了推行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其主張以民主與科學來建立新中國，此也影響了徐悲鴻的創作傾向。1919年，在蔡元培的幫助下，徐悲鴻以公費留學的名義赴法，先後在朱利安美術學院、巴黎高等美術學校學習，並拜知名古典畫家達仰為師，達仰主張「美術的目的是要把宇宙間的美抓住，使之永久保留」，要求徐悲鴻精微地觀察物象，並以默記的方式，精準地在畫布上捕捉自然與人物，讓他建立了堅實的素描與油畫的寫實功底。
徐悲鴻並深入研究解剖學、透視學、色彩學，以科學的精神來觀察自然。1923年，他初試啼聲，以油畫作品《老婦》首度入選法國國家美展，內心備受肯定；1926年，他短暫回上海舉辦了首次個展，他雄健精微的寫實畫風，引起文化界極大的關注，康有為在觀展後即稱讚他「精深華妙，隱秀雄奇，獨步中國，無以為偶。」而到1927年，徐悲鴻在創作上更為純熟，該年他有高達九件作品入選法國國家美展，以精湛的技巧與作品中獨特的東方韻味名震藝壇。
1928年，帶著以西學復興與改革中國繪畫的決心，徐悲鴻結束八年歐遊生活返國，先後被聘請入南京大學，中央大學藝術系執教，後更執掌北平藝術學院、中央美術學院，擔任院長。一生作育英才無數，而在創作上，他汲取古典主義造型堅實的長處、浪漫主義富有運動感的特點、寫實主義觀察自然的方法、印象主義表現光色關係的技巧，創作了一系列動人的作品。其一生油畫創作以人物為主，少量風景為輔，並曾在1928至1933年創作黃金時期，完成許多反映社會現實的史詩鉅作，如《田橫五百士》、《九方皋》、《徯我後》等，透過創作來歌頌民族的精神，並寄託對現實社會的期許。是次上拍，完成於1928年的《瑞慶豐年》（拍品編號817），則為其少見的靜物主題作品，表現了徐悲鴻對於另一生活層面的關照，彌足珍貴，別富意韻。
致廣大而盡精微
「研究藝術，務須『誠篤』。誠篤乃是對宇宙萬象，有非常精確之研究，與明晰之觀察。如顏色，同一紅也，其程度總有些微之差異，吾人必須觀察精確，表現其恰當之程度，此即所謂力量，力量即是絕對的精確。」
──徐悲鴻1926年在中華藝術大學發表的演說
在《瑞慶豐年》中，徐悲鴻以古典主義的手法描繪了放在桌岸上的三顆蘋果與一籃枇杷。當中他秉持著誠篤的精神，對靜物作明晰與精確的觀察，如畫中的蘋果形象逼真，顆顆展現了物象不同的角度，如有側者、倒放者、正立者，彼此間的重心與表情均不相同，藝術家透過細心的安排為這靜態之象繪出動感。而在果皮色彩的安排上，光是紅色就有不同的明暗與彩度的變化，豐美的色彩透過他精微的下筆完美展現。而底下的餐桌，光潔得若能映照出蘋果的影子，沉甸甸的木質感，也在筆刷反覆的經營下體現出來。而蘋果的旁邊，還有一籃若剛被摘採下的枇杷，它們結實累累，流露盛夏的豐收氣息，飽滿寬厚的葉子彷彿仍含納果樹新鮮的生氣。在這作品中，有趣的是，徐悲鴻特意將中國水墨寫意的精神與骨法用筆融入此寫實的西式油畫表現，此特別體現在枇杷葉與竹籃的描繪之上，藝術家以強而有力的短筆簡潔地勾勒出葉脈，並塑造出光線灑落的痕跡；竹籃則不完全按照透視的原理，反而有些許的變形，但整體卻又不失和諧，見其高妙。作品如同藝術家艾中信所言：「徐悲鴻的油畫強調形體輪廓，但並不削弱主體與環境的深度聯繫。凡此種種，都屬西法範疇，但富有中國繪畫造型的特色，所以不悖於中國人民的欣賞習慣。他的技法，重視細節而不拘於細節，強調概括不流於空泛，既嚴謹又不拘謹，取捨得宜，所謂盡精微而至於廣大。」在求真中，亦不失對於大美與善境的追求。
畫筆寄情，來源珍罕
徐悲鴻以精實之筆，與細心的觀察，將日常生活中看似尋常的靜物瓜果，轉為一幅飽含靜謐之美的景致，雋永而恆常。畫中的水果帶有象徵的寓意。如枇杷非但是藝術家本人特別喜歡吃的水果，據《花鏡》之記載，枇杷為「備四時之氣的吉祥之果」，枇杷樹又被稱為「滿樹皆金」，而蘋果則帶有平安如意的象徵。此作品或也體現了藝術家在創作與心靈上的富足。
回顧作品創作之時，徐悲鴻與蔣碧薇的第一個兒子徐伯陽剛出生不久，初為人父的喜悅心情溢於言表，家庭生活一片美滿；而在個人事業上，他於教育界正達呼風喚雨之境，備受尊重與推崇。他或亦將此完滿的心情寄託於《瑞慶豐年》之上，在這裡，沒有憂國憂民的煩惱，唯有純粹的美、善與自適自得。
《瑞慶豐年》一作出自藝術家妻子蔣碧薇的舊藏，蔣氏雖在1934年與徐悲鴻離異，但截至過世之前，她一直將此作帶在身邊，足見其珍視之情，或許對她來說，畫作若凝聚了她與徐悲鴻從相識到相戀，初由法國返回上海時，那段愉快、美好的家庭生活回憶，增添了作品的意義與內涵。

「徐悲鴻之作精深華妙，隱秀雄奇，獨步中國，無以為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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