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ring States Period - Han Dynasty

釋文：1、長午，2、异耳，3、張山，4、中壹，5、趙竪，6、朱酺私印
此盒戰國秦漢銅印一盒六方，盒上簽條爲小林鬥盦先生手書。曾先後爲清末金石大家羅振玉和近代收藏大家林朗庵所收藏，後入小林鬥盦先生懷玉印室，可謂流傳有序。六方皆爲私印，一爲鎏金獸鈕，五爲銅質橋鈕，件件堪稱經典。戰國“長午”“异耳”二朱文印鑄造工藝精美，寬邊細文，用篆考究；“張山”“中壹”“趙竪”“朱酺私印”四白文鑄印布局各异，或四邊全滿，或輔以“日”字邊，或無邊，皆工整質古，展現了戰國秦漢以來古印章藝術的極高造詣。
來源：羅振玉舊藏，
林朗庵舊藏，
小林鬥盦舊藏。
文字之福
小林鬥盦先生舊藏上古金石文字漫談
中國人對于文字這種東西，素來有著極爲特殊的感情，甚至遠在文字尚未成熟之前，先民們對于其中所蘊含的龐大力量，就有著驚人的直覺：甲骨上，青銅禮器、兵器乃至生活用器上，泥巴上，石頭上，木頭上，在公元紀年之前的漫長時間裏，先民們就以刀爲筆，將那些變幻多端、充滿著神秘奇譎氣息的文字恭恭敬敬刻鑄在各種材質的器物上，以期子孫永寶，傳之萬年而不朽。正是在這種對文字力量的敬畏之上，中國的歷史、文化和藝術才得以建立，甲骨文，金文，封泥，古璽印，竹簡，碑刻，文字對于中國人而言從來就不只是一種記錄和交流的符號，更是藝術的源頭。借助著這些資料，中國書法史也在甲骨文、大篆、小篆、隸書、草書、楷書、行書的一路演變中建立起最恢弘、最悠遠的動人圖景。
甲骨文是中國人關于文字想像的開始。殷商時候的先民門對于周圍世界的理解，就跟當時的可辨識文字一樣十分有限，因此一有大事情就必須求助于神明，以燒獸骨所得裂紋的方向來預判事情的走向，幷將這個結果以文字的形式刀刻于骨上。兩周時期鐘鼎上的銘文，春秋戰國以來的銅印，秦漢以來的封泥、碑版乃至銅鏡、帶鈎等小物件上的零星文字，也是考察當時國家運作以及日常生活的重要依據。後來的人們都正是通過對這些文字的研讀而獲得當時戰爭、祭祀、官職制度、農業種植以及生活中諸多事項的信息，幷由此重構當時社會的生活場景。
對于上古金石文字資料的學術性研究和藝術性運用，宋代人是始作俑者，清代人則將這種傳統發揚光大，舉凡清代幾乎所有的學術大家、藝術大家，無一不是在廣泛搜求出土金石實物、深入汲取先人藝術智慧的基礎上而獲得獨到的成就，由此才有了清代金石學、文人篆刻和碑學書法的大盛，其影響至今未衰。對金石文字的搜羅、收藏、研究和運用，幾乎是清代以來學人和藝術家治學、治藝的統一模式，流風所被，以中國藝術爲宗的日本歷代藝術家、收藏家，素來亦十分重視這方面資料的集藏。
小林鬥盦先生生前爲日本藝壇泰斗，還是西泠印社名譽副社長，其師則爲吳昌碩的日本學生、西泠印社早期社員河井荃廬。先生一生傾心中國金石藝術，故對于吸收中國歷代金石文字實物方面的營養十分注重，且在這方面的收藏與他在明清書畫和流派篆刻的收藏一樣，亦達到極高的水準。本次秋拍所呈現的小林鬥盦先生舊藏殷商戰國以來金石文字小品，包括民國三年癸醜（1913）小屯南地所出甲骨殷文17品，秦漢封泥25品，戰國秦漢銅印72品，秦漢帶鈎24品，漢銅鏡7品，以及宋元銅印10品，其中既有先生多年所集而成者，亦有羅振玉、林朗庵等名家舊藏之物，數量堪稱可觀，品類可謂齊全，趣味尤其高雅，不僅可見小林鬥盦先生藝術取法之源、鑒藏眼光之精、學問修爲之深，更可見中國傳統金石文字藝術之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而古人造物之虔心恭敬，亦足以令人心生敬畏。
癸醜小屯南地所出殷文17品爲1913年河南安陽殷墟出土商代甲骨殘片，每片均刻有字數不等的卜辭，少則數字，多則一二十字，且爲早年出土，尤爲難得，是研究商代文化藝術的絕佳資料。封泥爲秦漢時期官方以印緘封簡牘以防私拆的信驗物，自清代大量出土以來，其蒼茫質古的趣味對篆刻和書法藝術産生極大的影響；以“田”字格的布局觀之，則此中25品多爲秦制，不僅是封泥藝術的體現，也從一個側面反應了秦代的官印藝術和職官制度。
羅振玉、林朗庵兩先生舊藏戰國秦漢銅印一盒6方皆爲私印，一爲鎏金獸鈕，五爲銅質橋鈕，件件堪稱經典。戰國“長午”“异耳”二朱文印鑄造工藝精美，寬邊細文，用篆考究；“張山”“中壹”“趙竪”“朱酺私印”四白文鑄印布局各异，或四邊全滿，或輔以“日”字邊，或無邊，皆工整質古，六印體型雖小却妙在精微，展現了戰國和漢以來古印章藝術的極高造詣。羅氏爲近代金石大家，林氏爲收藏大家，此套印章經二人遞藏，更可見其不同凡響之處。戰國秦漢印一盒49種亦多爲私印，間或有吉語印，形制、鈕式、風格均爲多樣，可窺中國古代印章藝術第一個高峰之一斑。而以“部曲將印”“司馬督印”“平昌侯印章”“軍假司馬”等爲代表的漢代銅官印一組7種，一爲鎏金蛇鈕，其餘六方均爲銅質橋鈕，七印皆爲鑿印，斑駁蒼古，是以鑿印工藝爲主的漢代急就章藝術的典型面貌。
另外如漢代銅鏡和帶鈎，多爲當時貴族日常所用之物，故紋飾設計、工藝製作尤其精美考究，帶鈎裝飾紋飾之繁複者近于西周青銅器，銅鏡之圖案亦層層叠叠，變化多端。所可注意者，乃是其上之文字迥异于平常所見，多根據字數之多寡及裝飾之需要而進行相應的變形，由此可見文字作爲一種具有極强可塑性的“裝飾性元素”，已經在當時人的生活中占據相當重要的地位。其中所展現的古人對于文字造型的理解和想像，對于後代藝術創作的啓發不可謂不大。
歷史、文化、藝術研究的輔助之外，上古金石實物的一個重要功用是關于文字流變的研究，即有關“文字學”的探討。這種現象，在戰國秦漢時期的印章中表現極爲明顯，如“平陰都司徒”“師藄之璽”二印皆爲戰國燕地官印，坐人鈕圓印則爲藏傳鐵印，這些印章文字古奧，布局自由浪漫，別有趣味。春秋戰國時期文字尚未統一，以燕、齊等地爲代表的各地文字出入極大，其中許多文字與統一後的小篆面目迥异，在如今看來更難以辨識，然而，這正是文字演化的真正歷史，不研究這些實物，對這段歷史便無從知曉。古人常說“文字之福”，上古文字所包含的龐大力量，無論對于文化的研究還是藝術的創作，確實都是無上的福氣。
出版：《鬥盦藏印》P33、P35，謙慎書道會刊行，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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