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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識：髟生作寶尊簋 髟生其壽考萬年 子孫永寶用
著錄：《古器款識》，姜寧 原拓藏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 後有嘉慶5年（1801）題跋_x000D_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六，第九號，錄趙秉衝摹本；阮元編錄，嘉慶9年（1805）刻本_x000D_
《東洲草堂文鈔》卷九，何紹基著，同治6年（1862）刻本_x000D_
《攈古錄金文》卷二之二，第六十三號；吳式芬編撰，光緒21年（1895）刻本_x000D_
《周金文存》第三卷，第七十四號；鄒安著，1916年石印本_x000D_
《國朝金文著錄表》 王國維編著，《叢書集成續編》本，第94冊，36頁，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_x000D_
《善齋吉金錄》禮器 . 庚，第六十六號；劉體智著，1934年石印本_x000D_
《小校經閣金文拓本》第八卷，第一號；劉體智輯，1935年石印本_x000D_
《歷代著錄吉金目》第570頁，福開森著，1937年印行_x000D_
《金文編》第1353頁；容庚編著_x000D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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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爲低體寬腹雙耳三足式簋，蓋隆起，上有外侈的圈鈕，器身低矮，直徑較闊，束頸垂腹，自蓋至足上部位飾以弦紋，對稱雙耳，圈足外撇，下有狹邊，承以三柱足。兩耳圓雕獸首，虎面上有螺旋雙角，口中銜環。簋中鑄有銘文。此器造型簡潔富有周代特點，其銘文更具有歷史研究價值。_x000D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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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出土時間不晚于嘉慶9年（1805年）_x000D_
劉體智（1879-1962）舊藏_x000D_
1916年以前流傳到瑞典（《周金文存》記載）_x000D_
英國藏家舊藏_x000D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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髟生簋考證_x000D_
一件古器物的收藏往往給枯燥的現實生活帶來無限而悠遠的遐思及樂趣。同時，諸多古器物是歷史的遺留，沾染著時代的氣息、携帶者歷史的印記。順著這些印記對于收藏品的研究常常也爲我們打開了視野、增長了知識、回溯了往昔。_x000D_
這件髟生簋便是如此。塞翁失馬的意外開始於一個小小的謬誤。這件髟生簋目前所知較早的著錄是阮元《積古齋鐘鼎銘文款識》。其中「■」識作「長」，這是阮元順著《說文解字》以來小篆的系統對「■」小小的誤讀。當然也爲查找著錄帶來小小的麻煩。後來偶然翻開《金文編》其中所取的唯一「■」是取自鄒安《周金文存》所著錄的「髟生簋」。查證《古文字詁林》，其中選取了與「■」相類的諸多金文。於是發現「■」的解讀近代以來有多種不同的譯法。進一步查證後發現「髟生簋」的出現解决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歷史問題。_x000D_
這個問題是有關於史牆盤。1976年陝西周原遺址扶風百家村南出土一批青銅器，其中的史墻盤，全銘共284字。是一件西周共王時期可靠的器物。銘文中記錄了史墻歷代祖先臣事西周各王的史實和文、武、康、昭、穆等周王的重要史實。補充幷更正了《尚書》、《古本竹書紀年》、《左傳》、《史記》等文獻。1在李學勤先生文章中「■」字所在句為「畯民永丕攻狄虘「■」伐夷童」李學勤先生將「■」釋作「微」字，並以《說文》為據將微釋為「撫」。于是整句的意思就大致是「俊民遠攻狄虘（國名），撫伐夷童（周代東部地名）」。同形的「■」字李學勤先生也都將之釋為微。只是釋意不同，如1976年遼寧喀左縣出土的亞「■」罍。之後對史牆盤的釋文又有較大進展。在肖攀博士的總結中有兩種比較重要的意見。一種是以劉楚堂先生和裘錫瑞先生爲代表的，將「■」釋爲懲，即懲伐夷童。另一種是陳世輝先生和林澐先生爲代表，將「■」釋爲「髟」。認爲「■」乃髟字，與「■」同。為國名、地名或族名。2林澐先生對史牆盤中「■」的多種釋文逐一條辯。幷通過甲骨文、金文的演變求證髟的釋讀非常具有說服力。 茲轉錄於下。3所以據上，釋文和斷句有了新的釋法即：「撻殷畯民，永丕鞏，狄虘髟、伐夷童」4 虘、髟與夷、童是並列的國名。近還有陳斯鵬先生也將「■」釋作髟，但意指剽或摽，為攻擊和伐滅之意。5現在髟生簋的出現進一步確證了林澐先生的研究是準確的。其銘文為：「髟生作寶尊簋，髟生其壽考萬年，子孫永寶用。」由此可見髟生為一個人。張亞初先生對金文中出現的與人名相連的「某生」、「某某生」的研究指出：「某生之生爲甥，某爲其母舅家的族氏名。6」由此我們也進一步確定「■」為「髟」。是一個國名或氏族名。_x000D_
「髟」如果是一個地方或者一個氏族，那麼「髟地」或「髟族」究竟在何地方又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由此問題又牽引到1976年遼寧喀左縣出土的亞「■」罍。現在來看這件亞微壘應該更名為亞髟壘。亞髟罍銘文為「父丁孤竹亞髟」。李學勤先生對「孤竹」二字有詳細考證，得到考古界廣泛認同。幷對孤竹國進行了較全面的考證研究 。7 孤竹最早的文字記載於《國語•齊語》。在《孟子》中載：「孤竹之君住北海之濱」。《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漢書•地理志》：「令支縣有孤竹城，蓋即商之孤竹國，周之令支、孤竹二國地也」。據考證孤竹國從商代開始就是一個方國，與商王朝的關係是既有鬥爭又有聯合的方國，其政治疆域大致在今天的唐山、秦皇島、遷安市一帶。8 對此林澐先生認為孤竹國為髟人所建。9 其考證是有意義的，但幷不完善。我們分列出目前所知帶有「孤竹」銘文的器物發現族氏銘文與孤竹氏有復合關係的氏族有兩個。一個爲亞髟（喀左縣出土亞髟罍，原稱亞微壘）、另一個爲亞憲（上海博物館藏「亞憲孤竹」方罍、《鄴中片羽》著錄「亞憲寧孤竹父丁」卣）_x000D_
李學勤先生認為亞髟（微）與亞憲皆為孤竹國的族氏 10是很有道理的。由這些考證後我們可知髟生簋是一件流傳至今頗爲少見的孤竹國遺珍。_x000D_
關于髟生簋的流傳，目前可找到較早的綫索是阮元在其嘉慶九年的著作《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第六卷、第九號的一條注解：「據趙太常摹本編入」。趙太常即趙秉衝，字謙士，號研懷，上海人。乾隆四十四年經大學士於敏中舉薦為繕寫篆字 監生，在懋勤殿行走，乾隆四十七年（1782）欽賜舉人，嘉慶七年二月至嘉慶十年五月任太常寺卿（阮元書成於嘉慶九年，故稱之為趙太常），後任戶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趙氏供奉禦書房長達三十餘年，博雅嗜古，尤好金石之學。在趙氏、阮氏之前，金石學尚未興盛，傳世古銅器多藏於清宮，民間極少交流。趙氏因長期供奉內廷，對於清宮藏古銅器時常摹錄，故趙氏最有可能在宮中見此簋，並摹錄銘文。另有嘉慶年間薑寧的《古器款識》原始拓片現藏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薑寧是嘉慶年間金石學家，曾幫王昶編著《金石萃編》。《古器款識》現裝裱為冊頁。後有阮元、張廷濟、王昶、錢大昕等金石家的題跋，所見最早題跋爲嘉慶五年。_x000D_
民國初年，此簋轉爲上海大藏家劉體智善齋所藏，幷著錄于《善齋吉金錄》禮器•庚，第六十六號。劉體智（1879~1962年），字晦之，晚號善齋老人，安徽廬江人，晚清重臣四川總督劉秉璋之子，大學士、帝師孫家鼐之婿，爲民國著名銀行家、大收藏家。劉氏青銅收藏不僅數量龐大，且多爲清內府、陳介祺、潘祖蔭、王懿榮、陸心源、劉鶚等前世巨藏之舊物，其中不乏驚世之作。《善齋吉金錄》中著錄其藏青銅禮樂器六百餘件，一部分由李鴻章長子李經方售予瑞典王子古斯塔夫•阿道夫（即後來的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六世）；一部分解放前售予中央研究院，現藏臺北故宮；剩下部分連同28000餘片甲骨和大小呼雷二琴，均于1953年捐獻給國家文物局，現藏故宮博物院。_x000D_
根據鄒安1916年所著《周金文存》記載，此簋「近歸瑞典」，因此，我們可以得知，此簋應爲劉體智經李經方售予瑞典國王古斯塔夫的那批青銅器中的一件，流出時間不晚于1916年。之後此簋又流轉至英國。在臺北中研院史語所藏有此簋原拓，旁亦柯昌泗有題跋「此簋今在瑞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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