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5cm. high

出版：《Christie’s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倫敦佳士得，1984年，頁48，圖5

《Chinese Ceramics and Stone Sculpture》，Eskenazi，倫敦，2008年，頁36，圖11
來源：William Aykroyd 爵士（1865-1947），英國多賽特

倫敦佳士得，1968年5月20日，拍品編號525

Eskenazi Ltd.，倫敦，編號C4147

J. J. Lally & Co. Oriental Art，紐約，編號4470


展覽：中國陶瓷和石雕，倫敦埃斯卡納齊，2008年10月30日至11月28日，編號C4147


備註：附牛津熱釋光檢測證書，測定編號為C207n86，證實與圖錄定年相符


象床瑤席鎮金猊1

——记一件隋唐时期白釉狮形镇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秦大樹

嘉德香港拍賣將于本年的秋拍中上拍一件隋唐时期的白釉獅形鎮。此器底座邊長16、通高21.5釐米。獅子蹲坐，頭部較大，瞠目前視，兩尖狀耳垂向後方，嘴大而緊閉，總體用刻線表示，嘴角部用凸線做出勾曲；眼眶採取捏起再壓印，鬃毛部凸起，在上面劃刻線條表示。頭部總體上顯得渾圓柔潤，不露猙獰，威而不猛；背部的鬃毛亦採用細線劃花的手法表示；前肢壯碩，筆直地撐住身軀，後肢盤曲，呈蹲踞狀；五爪，短而粗壯；後部為貼塑的上翹卷尾，用規整的劃線表示尾毛，是合範後加貼而成。獅子整體為半範模製，合范成形，又經過精細地加工，使接縫幾不可見。下部為方形覆蓮台座，呈單層須彌座狀，覆蓮瓣作成重瓣，但尚未構成寶裝蓮瓣的樣式。整器製作得圓潤精細，偉岸而溫順。胎體細白而略帶砂性，細密而不顯堅致。釉色呈白稍泛青灰，瑩潤凝厚，在器物的轉折處和凹槽等釉厚處呈白泛黃綠色，整體顯得光澤不強，十分雅潤。

此器來源清楚，傳承有序，1968年5月20日曾在倫敦佳士得拍賣（lot 525）2，以後倫敦艾斯肯納齊3，紐約拉里都曾對其著錄4。2008年在牛津公司所做的熱釋光測試證明此器的時代是距今900-1500年，年代區間為北朝後期歷唐代到北宋時期（圖1）5。

這是一件十分獨特的器物。首先我們來探討其生產的窯口。這件器物應為席鎮或帳鎮，其生產的時段北方地區有3處窯場在較大規模的生產白瓷器，即鞏義窯、邢窯、相州窯。北方最重要的白瓷生產窯場之一定窯這時尚未創燒，同時期可能已開始生產瓷器的還有黃堡窯，黃堡窯唐代的瓷器生產大體可分為兩段，早期階段以生產白釉和黑釉瓷為主，但全部白瓷均為化妝白瓷，釉色泛灰或泛黃，與此器沒有可比性。河北省邢台市中羊泉村唐墓出土了兩件蹲獅形瓷鎮，兩件造型稍有差異，不是一對（圖2、3）6。出土的獅形鎮是邢窯的產品，造型與這件拍品有所不同，台座為覆斗形高台，不加裝飾，獅子為張口，頸部飾鈴轡等，尾拖於台座上，這些飾件均為貼塑而成，甚至獅子的肘毛亦為貼塑而成。白釉稍泛灰，釉薄而略顯乾澀，遠不及本次的拍品凝厚瑩潤。器物整體的製作較為粗率，但附加的飾件較多。此墓中還出土白瓷象形鎮一件（圖4）。中羊泉墓的發掘者定其為晚唐五代時期，但比較出土器物以後，筆者認為此墓的時代應為中唐時期7。根據邢窯幾次窯址調查發掘的資料8，有學者進行了分期研究，在初唐到盛唐前期的階段，以青黃釉瓷和黑瓷數量較多，青瓷與白瓷的比例較前一期有所下降，而白瓷以化妝粗白瓷為主，精細透影白瓷在這一時期不再出現，細白瓷幾乎不見。而到了盛唐後期到中唐階段，邢窯才開始大量生產精細白瓷。因此這兩件獅形鎮是邢窯中唐時期的代表性作品，與本次的拍品差異較大，可以排除本拍品為邢窯產品。

河南安陽地區的古代相州窯，是北方地區最早生產白瓷的窯口，其範圍應包括河北南部的臨漳、磁縣等地；隋代時生產了品質相當高的白瓷器（圖5：河南安陽隨墓出土相州窯白釉盤口壺），但入唐以後就衰落了。這一帶做的考古工作不多，初唐、盛唐時期的產品面貌不甚明了。2006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又對安陽相州窯進行了發掘，發掘者根據出土資料推斷相州窯始燒於北朝晚期，盛于隋，終於唐9。而唐代的產品主要是化妝白瓷，釉色較光亮，與這件拍品不同。

許多人將這件器物認定為是河南鞏義窯的產品。鞏義窯窯區主要分佈在河南鞏義市以東，由數個窯址構成，主要包括站街鎮的黃冶唐三彩窯址和北山口鎮的白河瓷窯址。1957年，馮先銘等調查發現了鞏義窯址，揭開了對鞏義窯開展考古工作的序幕10。此後，鞏義窯經歷了多次考古調查和試掘，新世紀以來，開展了大規模的正式考古發掘工作。重要的有2002-2004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對黃冶窯址進行的發掘11；以及2005-2008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單位對鞏義白河窯址進行的較大規模的主動性發掘12。這兩次發掘都出版了一些出土精品的圖錄、報告和簡報，使我們對鞏義窯的生產面貌有了相當清晰的了解。通過分期研究，我們可以看到，鞏義窯在初唐到盛唐前期的階段，是生產的一個高峰時期，白瓷的生產達到了高峰，黑瓷次之，黃冶窯開始燒造三彩釉陶器。白瓷的種類豐富，器類包括碗、杯、盤、注碗、瓶、罐、爐、器蓋、唾壺、盆及龍柄壺等，製作規整，造型雄渾，生產了一些大件的器物。胎質較細膩堅致，白胎為主，少量泛淺灰色。白釉均勻、較光亮，垂釉、積釉現象極少。器物流行施半釉或施釉近足。器物不尚施化妝土，因而這一時期的鞏義窯白瓷多泛青或泛灰青色。總體來說這一時期鞏義窯白瓷的胎釉質量相較邢窯同期產品要高出許多。到了盛唐後期至中唐時期，白瓷生產就衰落了，鞏義窯以生產大量的三彩器而著稱。然而，在多次發掘中數以十幾萬計的出土瓷片中，並未見到與這件拍品相同的器物，只有1976-1983年間，傅永魁等當地學者對大、小黃冶村窯址進行考古調查和鑽探的過程中，採集到一件素燒獅形鎮（圖6），但使用的是覆斗形台式的座，遠不如這件拍品精緻。

與這件拍品相同的一件獅形鎮在洛陽博物館展出（圖7），在洛陽博物館的一個展櫃裡，展出了一大批白瓷器，多數是殘器，許多器物造型相同，幾乎每件器物都有燒製過程中形成的瑕疵，屬於生產地點的殘次品（圖8）。許多人還沒有認識到這組器物的重要性，這組在洛陽博物館展出的器物是2003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陽城工作隊考古發掘中發現的一處陶瓷器埋藏坑中出土的，發掘地點位於洛陽市老城區義勇街東側，這裡屬於隋唐洛陽城皇城的東城官署遺址範圍區，這是在洛陽皇城範圍內首次發現的埋藏陶瓷器遺址。陶瓷器埋藏坑略呈圓角方形，長、寬約 3 米、深約 1 米，出土有 120 多件較完整的瓷器、三四千件殘片和10餘件較完整的陶瓷器（圖9、10：義勇街陶瓷器埋藏坑出土白釉扁壺和貼塑蟠龍紋博山爐）13。洛陽博物館展出的正是這個陶瓷器埋藏坑出土的一批瓷器。

由於洛陽義勇街瓷器埋藏坑的出土資料一直未能進行充分的整理和發表，嚴重影響了人們對這批材料的認識。直到近兩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博士后申浚對這批材料進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才使我們對這批出土資料有了較完整的認識14。我們大體可以歸納以下幾點：第一，陶瓷器埋藏坑是在隋唐洛陽城皇城的東城官署遺址區內發現。陶瓷器埋藏坑位於隋唐洛陽城東城中部偏北，相當於原將作監和少府監所在地範圍之內。而屬於“九寺五監”的將作監和少府監的職責就是根據尚書省工部所制定的政令而具體掌管官府手工業製作15。第二，經過詳細的對比，發現陶瓷器埋藏坑出土的器物主要流行於初唐時期，因此推定陶瓷器埋藏坑的年代為貞觀六年（632年）至景龍三年間 (709年)，即初唐至盛唐早期。第三，出土器物有白釉、青釉和陶器，以白釉為主。白釉瓷器的品種非常豐富，器類有碗、杯、高足杯、 淺盤、三足淺盤、高足盤、唾壺、缽、侈口短頸瓶、侈口長頸瓶、梅瓶、扁壺、高足缽、貼花樽式爐、貼塑蟠龍紋博山爐、竹節形博山爐、硯、獅子形瓷鎮、寬平底罐、侈口罐、四繫罐、鼓式罐等，其中高足杯、淺盤、高足盤、唾壺、缽、侈口短頸瓶、侈口長頸瓶、梅瓶、 扁壺、高足缽、多足硯、獅子形瓷鎮僅見于白釉瓷器中。其特點為，白釉略泛青，外壁施釉一般不及底，釉面多有氣泡、流釉和縮釉痕。胎以白色為主，也有淺灰色、灰色等，胎質細膩或者較細膩。器物的燒成溫度不太高，胎體較脆。這些特徵與鞏義白河窯初唐時期的白瓷十分接近，但又有所不同，特別是在釉質上，鞏義窯的釉較薄，釉顯得光亮，但稍顯乾澀。而陶瓷器埋藏坑的釉質凝厚瑩潤；釉色也顯得略泛青灰色。第四，陶瓷器埋藏坑出土的瓷器大多為生燒、過燒、變形、窯裂等帶缺陷的次品，但並未完全失去其使用功能。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將一批次品從窯場運到都城裡來是無法解釋的；第二，一些次品本來還是可以使用的，但被集中埋藏，十分接近目前大家已經熟悉的南宋官窯對次品的處理方法。因此就地掩埋的數百件的殘次品應當是在東城範圍內燒造的產品，而不會是外地進貢來的瓷器。這個陶瓷器埋藏坑裡共出土了21件這種獅子形鎮（圖11）。按照底板的不同，又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簡單的二層底座；一類是帶蓮瓣的覆蓮底座，其中以覆蓮底座為多。這個地點發現的獅形鎮的比例相當高。

綜上，洛陽義勇街瓷器埋藏坑的發現使我們認識到，在地近洛陽，初唐到盛唐時期盛燒的鞏義窯之外，在洛陽城內，還有一個可能是由將作監或少府監管轄的小規模的窯場在進行生產。我們可以將這個窯場稱為官作。洛陽東城的這個窯場在工藝上與鞏義窯十分接近，推測在這裡從事生產的工匠都是來自鞏義窯的窯工。進一步推測，他們可能是以一種服勞役的形式來生產的，進而，他們來到洛陽生產有可能是帶著胎釉原料來生產的。本次拍賣的這件獅形鎮，從尺寸、造型和胎釉特徵上都與洛陽義勇街瓷器埋藏坑出土器物相同，可以確認是一件初唐時期官作的產品。這樣精美和帶有藝術性的獅鎮還有一件相似的例子，紐約James Lally曾著錄過一件獅形鎮（圖12）16，也是覆蓮形座，獅子塑造的生動傳神，儘管在造型上與此件拍品不盡相同，但在藝術性，製作方法和胎釉特徵等方面都非常相似。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的起居方式在唐宋時期發生了一次巨大的變化，即從席床上的席地而坐，改變為高桌椅上的垂足坐。生活方式的改變給日常用品和藝術品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相關的論述早已連篇累牘。我們要說的是，席鎮或帳鎮正是早期生活方式中不可或缺的用具。由於這類物品就擺放在人的近旁，具有非常強烈的展示性和欣賞作用，其藝術表現性與宋以後的在書桌上呈現的文具和香爐、花瓶相似。人們為此不遺餘力地製造出各種各樣優美的鎮類器具，所以我們看到，在漢代到南北朝時期，有較多數量的材質昂貴、製作精美的席鎮文物。到了唐代，這類器具的出現就大大減少了，同時出現了瓷質的鎮。唐代前期，除了我們前面列舉的瓷質鎮，還有一些石質和玉質的鎮，如陝西歷史博物館藏漢白玉獅形鎮（圖13）。瓷質的鎮也多種多樣，不僅有獅形的，也有其他動物造型的，如三門峽博物館所藏的一件瓷質兔形鎮（圖14）。不過，唐代席鎮的數量總體上說還是要少於漢和南北朝時期，上海博物館所藏的唐代孫位《高逸圖卷》17，為我們圖畫出了鎮的使用方式，在畫中最右邊的一位高士，在荒野當中鋪了一塊毯子席地而坐，毯子的兩角各安放了一個鐘樣的鎮（圖15）。孫位是晚唐時期畫家，表明唐代晚期在室內可能已不常使用席鎮了，而鎮變成了一種出行時席坐的用具。中唐以後，席鎮就漸趨消亡了，不論是玉、石還是瓷鎮，都不再使用了。這似乎從另一個角度為我們指出了起居方式改變的時間或過渡過程。

席鎮在早期的起居生活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展現藝術品位的作用，因此常常會成為代表當時最高工藝水準的和藝術特色的藝術品，是一類特別值得關注的藝術品。


此尊白釉獅珍罕之至，藝術表現手法不循常規，別具一格，精彩絕倫。其蹲坐於方形蓮台座上，側觀成三角形結構，穩紮有力。前肢直撐於枱面，前爪刻劃得異常生動，四趾分張，指甲伸出，尖銳畢現。後肢自然曲蹲，臀部著地。頭部圓滾，雙耳後揚，寬鼻深目，大嘴閉合，極為少見，一般獅子多為張口吐舌。雙眼刻劃得特別擬人，深開眼眶，上下眼瞼生動，瞳孔處加施褐彩，實乃點睛之筆，瞬間神氣倍增。這種白釉加飾黑褐彩的手法，見於隋代高等級墓葬出土的白釉器物上，如河南安陽開皇十五年（595）張盛墓的白釉黑彩門吏俑。

獅子的眼眉及鼻翼兩側頰鬚的毛孔刻劃入微，以戳印的小圓點表現，細微之處增添了幾分可愛，令人耳目一新。兩腮、頭頂、脊背處的毛髮以簡明的斜刻線表現，與前朝北魏石雕以平行線表現神獸鬃毛的手法相同。長尾貼附背部，卷曲而上，尾端有鬃毛。前肢兩胛處貼塑簡化的短翼，是為漢代石雕神獸形象的遺風。它不怒自威，既追求寫實卻又兼有圖案化的處理，外貌特徵還有「虎」氣。此種「似獅似虎」的樣貌正是中國古代藝術中獅子形象的早期特徵之一。

底承覆斗形方台座，四壁浮雕雙層覆蓮瓣紋。蓮瓣圓鼓，底部出尖微翹，具初唐之前的風格。六朝至隋佛教昌盛，伽藍遍立。上至王公貴冑，下至平民百姓，無不信佛。而佛教信仰也在當時的藝術中打下了深刻的印記。南北朝時期瓷器上最重要的裝飾母題蓮紋即為佛教中象徵聖潔的標誌。蓮紋在本件坐獅像中亦佔有顯著地位，又獅子在佛教中代表佛法的威力，常作為護法獸出現在佛教藝術中。故此件作品或與佛教相關，且為極其尊貴者所享。

整件作品胎質細膩色白，質地縝密。除座底澀胎外，通體施玻璃質透明釉，釉下未施化妝土。釉質瑩潤無比，積釉處氣泡密集，色閃淡綠，晶瑩剔透。局部釉面可見稀疏長短不一的片紋。以上特徵皆為隋至初唐時期北方白釉瓷所具。

查閱目前公開資料，同時期的白釉獅子造像見有三例：一例藏於洛陽博物館，底座亦為方形蓮台，獅子形象略不同，乃2003年洛陽老城區義勇街窖藏所出；另見兩例海外私人收藏（參見《Ancient China, Jades, Bronzes & Ceramics》，紐約藍理捷，1999年，圖38；《清玩雅集廿周年慶收藏展：器物》，台北清玩雅集，2012年，頁8），底座均為圓形高莲台。拍品與後兩者在藝術風格、胎釉特徴等方面更為接近。

本件白釉獅極為罕見，品相基本完好，殊為不易。來源有序，曾為英國William Aykroyd爵士珍藏；1968年於倫敦佳士得售出，其後近半個世紀不曾現世；直至2008、2009年，先後為著名古董商埃斯卡納齊、藍理捷經手。它代表著中國早期白瓷的巔峰，甚至可以稱為登峰造極之作，兼具著重要的藝術、學術及歷史價值。

估價 :
HKD: 6,000,000 - 8,000,000
USD: 765,000 - 1,020,000

成交價:
HKD: 21,42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