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7.9cm、上端射徑：16.7cm、孔徑：5.8cm、對角：22.5cm

玉深青色，瑩光四溢，有白色沁斑，沁斑如雲霧狀彌漫披散於器表。器呈扁矮的方柱體，單節，內圓外方，上下兩端為圓面的射，中間對鉆圓孔，孔較小，壁較厚，內壁留有臺痕，應為對鉆的接茬痕跡，俯視如玉璧形。一側射口外沿有磨泐。外壁兩端出短射，琮體四面中間各一道寬闊的縱向直凹槽，四面各有一分為二的凸面。以轉角為中線，垂直相接的兩凸面。以上端兩組平行的橫向弦紋、中間的雙圈陰線、下端的凸橫檔。分別表示羽冠、眼睛和嘴。組成一組簡化的神人獸面紋。神人獸面復合圖像共4個，用淺浮雕和陰刻細線兩種技法相結合雕琢而成，圖像主體為一神人，其面部內窪，管鉆雙目，以一組雙圈同心圓表現出眼眶及雙瞳，兩側出短線以示眼角，上陰刻兩組平行弦紋帶以示羽冠，下橫凸雕扁圓形橫向寬鼻，鼻上以單行細陰線縱向勾出描繪的卷雲紋一道；雙目上沿以兩組陰刻細線為冠飾，冠飾分兩組，平行刻繪於長橫帶上，形象生動威嚴。整器端莊凝重，拋光精致四方出角成方形，方中有圓，是天圓地方之意，其紋飾簡約凝練，所刻線條流暢，規格嚴整，堪稱「幾何美」之典範，為良渚時期單節玉琮之代表作。這件玉琮形體寬大，氣質厚重恢弘，除了兩件尺寸更大的玉琮在博物館以外，本品的重量及體量在已知私人收藏的良渚玉琮中屬於最大尺寸，實為珍罕。
良渚文化分布於太湖地區，南以錢塘江為界，西北至江蘇常州一帶，以今余杭反山、瑤山及附近為中心。它是從崧澤文化發展而來，其年代為公元前3300至2200年。可分為兩期：早期以錢山漾、張陵山等遺址為代表，晚期以良渚遺址為代表，所出玉器精美異常，器形是在早期的基礎上精致化、完善化，有些加以鏤空化，其中重器有玉琮和玉鉞兩種。玉琮為玉器六瑞之一，是古代中國重要的玉禮器。新石器中晚期，在江浙一帶的良渚文化、廣東石峽文化、山西陶寺文化中大量出現，尤以良渚文化的玉琮最發達。 良渚玉琮外方內圓的奇特器形和精雕細琢的神徽圖像，一直是研究者和收藏者最感興趣的話題。論琮之文各抒己見，尚無定論，但作為良渚玉器中最重要的禮器之一，是貴族階層中巫師獨占的法器，在通天絕地的神聖宗教活動中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這一點應無異議。楊伯達認為良渚早晚兩期玉文化表現了它的成熟及其登峰造極的水平：良渚玉不僅器形豐富、工藝精湛，而且在其功能上出現了新情況——由崧澤的璜文化轉到以玉事神的高級階段，如直接事神的琮、璧以及梳背、三叉形器等玉神器，說明此時巫覡的勢力已牢牢掌握神權，進而將神、政、軍三權集於一身，此時的巫覡也成了萬能的主宰者，既是神的化身和使者，又是現實社會最高統治者，毫無疑問玉器的生產直接為他們所控製，他們成了玉器的主要占有者，在神器上鐫刻描繪其事神的圖案「神人獸面」，也是他們的自我寫照。這被認為是理解良渚玉文化內涵之關鍵所在。可以說，「以玉事神」的良渚文化是人類文明曙光出現前夜之象征。
神人獸面紋被認定為良渚文化的標誌，完整圖案自1986年在浙江余杭反山首次被發現以來，其重要歷史價值與巨大的藝術魅力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註，圍繞著這一圖案內涵，學者們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巫鴻認為在早期玉器藝術中，玉與權力的轉化關係在約公元三千年前發生了一個轉折：這時良渚文化中的玉琮作為一種 「新型」禮器出現，不具備與生產工具和飾品的任何聯繫，它的禮儀或宗教意義進而由鐫刻在器表的神人獸面得以強化。這一圖像的形態說明了這些裝飾不僅僅是純粹的抽象圖案。它完整的正面形象和對稱構圖界定了一個固定的、吸引觀者注意力的視覺中心：它是一個正面宗教偶像，又仿佛幻想世界中的一個「內部觀者」，正凝視著外部的觀眾。牟永抗推測方形外廓可能不是琮的必具特征，而只是從表現神人獸面像藝術需要中派生出來的外部形態。從裝飾藝術來看，琮的選材多勻凈而較易受沁，韌性較低，相對容易雕刻纖細的線條紋樣，這和它被本身必須具備的社會功能的主題有關；琮的用途盡管存在眾說紛紜的爭論，它的祖型可能是與圖騰崇拜有關的某種物體的轉化物，神人獸面像確認之後，琮與神崇拜的關係也就更加明朗。一如學者張光直的著名論斷，琮是原始巫教中溝通天地的中介物體，它是良渚文化社會發展階段乃至東方古文明發展的指示器。
神人獸面復合圖像及其簡化與抽象的圖案，是良諸文化中、晚期玉器上最普遍的紋飾內容。在良渚文化玉器的紋飾刻符中，可將冠帽、臉龐面容、四肢俱全的神人與卵目獠牙的獸面結合在一起的最完整的神人獸面圖像，稱為良渚文化之「神徽」。當然刻繪有這種完整的「神徽」的器物並不多，僅見於反山發現的的四件玉器，它由獸面演化而來，又隨著璧、琮等載體器物形製的演化，逐漸產生了簡化和抽象趨勢，這其中可能隱藏著社會學意義上的重大變革。內圓外方的琮，是神人獸面圖像最主要的載體——因為經過學者考察，在所有良渚文化玉器上，自始至終能夠比較完整地反映「神人獸面」發展演變序列的，只有玉琮一種，顯示了良渚玉琮和神人獸面圖像之間，存在著某種不可分割的聯繫。在良諸中期早段以後，以玉琮為代表的方柱體造型玉器上，其上完整的神人獸面復合圖像首先簡化為神人面居上、獸面居下的分節格局，然後進一步簡化和省略獸面，反映出一種越來越強調神人形象之趨勢，與扁平體、圓柱體造型玉器上逐漸隱藏神人而凸顯獸面的趨勢不同。
此類單節簡化神人紋可參見浙江省考古文物研究所、1986年浙江省余杭縣反山發現的玉琮（反山M20:121）（圖1：高3.2、射徑9.3、孔徑7.2厘米）。其他紋飾相近的雙節玉琮，可參見1987年5月瑤山發現的「大玉琮」（圖2：高5.1、射徑12.5、孔徑5.8厘米）， 它是一件雙節玉琮，上層紋飾即與本拍品相近，不同之處在於其在鼻部以線刻卷雲紋為飾。另一類似件，可見常州市博物館藏、1978年江蘇省武進縣寺墩發現的玉琮（圖3：高7.8、上端射徑17、下端射徑16.7厘米）：此琮雖然是雙節，但較為扁矮，其神人獸面紋更為簡化，四角均刻有一對獸面，單圈雙眼，鼻吻部裝飾相似。體量上與本品相近者，應屬浙江省博物館藏、1986年浙江省余杭縣長命鄉雉山村反山發現的玉琮（圖4：高8.8、射徑17.1至17.6厘米），與本品的特征相近：形體寬大，都呈扁矮的方柱體，孔徑較小，俯視都呈玉璧狀；其形製為雙節，神人與獸面復合圖樣，整體裝飾線條及構圖較本品更為繁縟。這幾件玉琮都出自良渚文化最重要的三處文化遺存之中，顯示了當時主人特殊的身份和顯赫的地位。
傳世品中與本品紋飾在涉及構圖相似也有不少，例如關善明所藏良渚文化玉琮 （圖5：高5.7、寬9、上端射徑9-9.7、下端射徑8.6-9.6、孔徑6.3-6.2厘米），其上下雙節圖案相同且比例相似，都是簡化神人獸面圖像，被稱為「雙層人面」型玉琮，其神人造型之細節與本品非常接近。在神人獸面之雙目的造型設計上與本品相似者，可見南京博物院藏品、1975年江蘇省阜寧縣陸莊發現的玉琮（陸莊M3:1）（圖6：高3.9、上端射徑6.8、下端射徑6.7、孔徑5.3厘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品、1987年浙江省余杭縣瑤山發現的玉琮（瑤山M2:23）（圖7：高8.7、射徑7.8、孔徑6.2厘米）。
此玉琮製作切割規整，構圖上嚴格對稱，一絲不茍，轉角處明快挺拔，線條硬朗，神人獸面刻線細如發絲，極其精到，充分顯示了良渚文化先民高超的治玉水準，說明在玉料的最初成型加工中，已經比較普遍地應用拉絲、管鉆、鋸切等多種以砂為介質的開料手段，並逐步地形成了獨立琢玉工藝，很可能已經開始使用旋轉性工具：砣；另外，此件玉琮也清晰展示出對剔地淺浮雕、組合紋樣的嫻熟運用，以鼻梁為中軸的兩個側面像合成一幅立體圖形的表現手法，這都給後世的青銅工藝留有深刻影響，極具歷史文化價值。整體沁色自然，更添厚重古雅，令人嘆為觀止。
參閱：
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兩木出版社，1989年，第30頁，圖版39「琮（反山M20:121）」
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兩木出版社，1989年，第29頁、圖版38「琮（陸莊M3:1）」
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兩木出版社，1989年，第27頁、圖版36「琮（瑤山M2:23）」
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兩木出版社，1989年，第32頁、圖版43「琮（寺墩）」
牟永抗、雲希正：《中國玉器全集1·原始社會》，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1993年，第64頁，圖版138、139、140「良渚文化玉琮」
《東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玉器》，良渚文化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98年，第24頁，圖版1「大玉琮」
楊伯達：《關氏所藏中國古玉》，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94年，圖版50「新石器時代 良渚文化 玉琮」
姜軍主編，《神聖與精致：良渚文化玉器研究》，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0年，第265-281頁
楊伯達：《中國史前玉文化板塊論》，《巫玉之光——中國史前玉文化考論》，世紀出版集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7頁
（美）巫鴻：《大始——中國古代玉器與禮器藝術之起源》，《超越大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1-109頁
（美）巫鴻：《玉與中國文化：一種藝術史觀》，《超越大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1-126頁
來源：暫集軒珍藏，台北，入藏於1999年以前

估價 :
HKD: 2,000,000 - 2,500,000
USD: 255,800 - 319,700

成交價:
HKD: 16,5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