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7×111×190 cm. (81 1/2×43 3/4×74 3/4 in.)

此為不帶門圍子的四柱床，三面圍子均安曲尺紋，疏朗通透，節奏和諧，橫豎材的沿邊鎪刻線條，工藝考究。掛簷以榫卯與角柱、床頂接合，絛環板內鎪挖線條平直的海棠紋透光，沿邊起線，清爽簡潔。四角支以下端出榫納入床沿的門柱，門柱沿邊亦鎪刻線條，可見此床的製作工藝十分重視統一性。
床面格角攢邊裝軟屜，邊抹平直，無束腰，猶如四面平式，牙、腳壼門式，沿邊陽線流暢有力。四腿方材，挖缺箭腿式。
整器黃花梨製，紋理清晰美觀，色澤紅潤，包漿自然。其結構簡潔，不施雕飾，但四面皆為看面，外觀清麗雅致，格外賞心悅目。
此架子床最大的特點在於腿足的設計，在几十公分的高度內，曲線大開大合，熱烈奔放，誇張而不失法度，與大弧度的壼門牙板形成完美的契合，是黃花梨造型藝術的完美之作。
四合如屋 王所居之
———試論四柱架子床
文/譚向東
“如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
——《類書集成》第三百七十六卷
中國古代臥具中，床的概念一直比較模糊而寬泛。無論大小高矮，只要上有面板橫陳，下有腿足支撐，都可以稱為床。它可以用來坐臥，也可以置物。比如坐具“胡床”、“繩床”，吃飯喝茶用的“食床”、“茶床”，帶底座的桌案叫做“牙床”，放置筆墨用的“墨床”，停放屍體的“苓床”等等。本文討論的範圍，僅指作為臥具的床。
都可以作為臥具使用的包括架子床和羅漢床，它們最顯著的區別在於床體的高度以及是否有“承塵”。眾所周知羅漢床是由榻和屏風逐漸結合演變而來，同樣的道理，架子床則是帶有承塵的帷帳，與床榻結合使用的結果。
最新的考古發掘顯示，中國最早的架子床，出現於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2018年夏季，在金沙遺址博物館的考古成果展上，首次展出了成都商業街古蜀開明王朝晚期，王族船棺葬出土的漆床。這件漆床長約327、寬約143釐米。從考古人員歷時8年修復的結果來看，這張巨大的漆床，帶有坡頂的承塵。
西元前316年，秦惠文王乘蜀國與巴國、苴國交戰之際，遣張儀、司馬錯沿石牛道伐蜀，蜀王開明十二世戰敗被殺，古蜀國滅亡。由此推測，這張漆床的年代，可能不晚於包山楚墓二號大墓出土的折疊床。
仔細觀察不難發現，該床的床柱與起到輔助作用的落地立柱，都處於床體四角，可算作最早的四柱架子床。
先秦時代的室內佈置，家具簡質，卻極有靈活佈置之便，也因此而臨時性的設施為多，支撐室內陳設的，下為几與席與床；上為幄，帟，幕，帳；中為扆（注：揚之水《唐宋時代的床和桌》，藝術設計研究2012年第2期）。足見那時幄帳是常用的設施，流行至兩漢。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墓，出土一套銅帳構。雖然木製帳架和纖維帳幕已朽毀，但經過復原發現，這是一種是四阿式頂長方形幄帳。
這種帳，用來垂掛帷幕，以分割空間並保持私密。
孫機著《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一書中，關於幄帳帷幔的記述，內容詳實。
1971年河北安平逯家莊東漢墓壁畫，右側室南壁壁畫，繪於熹平五年。畫中墓主人頭戴黑冠身穿紅袍，端坐帳中。壁畫中的帳，與河北滿城出土的帳如出一轍。
山西夏縣王村東漢墓前室東壁，彩繪夫婦並坐圖。男性墓主人端坐於帷帳內，身旁繪曲足几案。
兩幅壁畫底部雖然都漫漶不清，但可以想見墓主人均坐於床榻之上。
東漢晚期的河南洛陽朱村壁畫墓，主室北壁西部繪墓主夫婦並坐圖。帷帳之中的坐榻清晰可見，榻前置一几，主人旁邊立男女侍者四人。
這種床榻和帷帳結合在一起的方式，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更加廣泛。
1957年遼寧省遼陽市棒檯子二號壁畫墓，年代在漢魏之際。墓內右小室右壁彩繪飲宴圖，正中帷幄之內，一男一女分坐於方榻之上，榻間置一長几。
山西大同垃圾電廠北魏墓群9號墓，墓室北壁繪宴飲圖，畫面中部帷帳內端坐著男性墓主人。身後屏風露出二侍女，兩側各有侍者，面對食案及侍從。
山西太原市王家峰村徐顯秀墓，墓室北壁的夫妻並坐圖繪於北齊武平二年。正中的帷帳內，男女墓主人手持漆杯並坐於榻上，面前擺放食案。
山西太原第一熱電廠北齊墓室北壁，繪主人並坐圖，三位女性並坐於帷帳內，身後排列屏風。
及至隋唐，這種帷帳與榻的緊密結合展現的更為清晰。
山東省嘉祥縣英山徐敏行墓出土壁畫，宴享行樂圖繪於隋開皇四年，描寫了墓主人徐敏行夫婦生前宴飲場景。畫中絳色帷帳開啟，懸垂於榻兩旁，夫婦二人正襟端坐於木榻上，面前擺滿果蔬食品，背後設一山水屏風。
敦煌莫高窟、炳靈寺石窟、龍門石窟等，多繪有維摩詰像，我們可以通過多幅維摩詰像，管窺帷帳與床榻的結合。
敦煌203窟正龕南側的維摩詰像，繪於初唐。維摩詰坐於寶帳床榻上，憑几探身，手揮塵尾，目視文殊。畫中可見榻與帳沒有固定在一起。
同樣繪於初唐時期的220窟東壁南側的維摩詰像，已可見帷帳立柱位於榻角。
敦煌335窟北壁，初唐維摩詰經變圖中的白色帳柱，立於榻上四角，顯見此時帷帳已經移位於木榻之上。
另一幅知名的維摩詰像繪於盛唐，位於敦煌103窟東壁門南側。居士高踞於床帳之內，憑几而坐，前置熏爐，後置屏風。寶帳的立柱與榻的顏色分明，可知立柱與榻分體而設。
159窟東壁南側的維摩詰，繪於中唐。而第9窟北壁的維摩詰，則繪於晚唐。
時間推移至五代，位於敦煌第98窟的維摩詰所坐床帳，較清楚的揭示了帳與床的結構關係。帷帳的立柱帶有柱礎，著地而立。立柱與床榻之間，用繩索困紮，以這樣的方式相結合，形成了架子床的雛形。
而在敦煌第012窟，我們有了新的發現。該窟始建於晚唐鹹通十年，重修於五代。維摩詰像位於主室東壁，畫面線條清晰可辨，色彩豔麗如新。
維摩詰所坐床帳結構清楚無疑的表現出來。此時，帳柱與木榻的四角立柱融為一體，合二為一，與現在的架子床形式几無差異。
至此，我們可以清晰的感受到帳與床結合為架子床的演變過程，相信這一時期，佛教世界之外的民間起居中，架子床已經開始融入生活。這一點，在五代（或為南宋）《韓熙載夜宴圖》中得到印證。
全圖中兩處出現掛有帷幔的架子床，床圍板繪有山水。兩張床的幔帳全部打開，用絲帶系結於兩側。從帷幔懸垂的位置與枕頭的關係可以看出，兩張床均為四柱架子床。明代唐寅摹韓熙載夜宴圖中，忠實的展現了原作的細節。幔帳僅僅的裹住立柱系結，也證明了所繪為四柱架子床。
北宋時期的壁畫中，也有架子床的描繪。1996年福建省尤溪縣城關第一中學二號墓，出土壁畫中畫出床榻圖兩幅。壁畫位於墓室西壁，最上方懸掛一圓銅鏡，銅鏡下方繪一幅床幃幔帳，幔帳被絲帶系於兩側。系結的位置並非裹住床柱，而是稍向內側懸空，露出的部分未見床柱，可見該幅畫所繪亦為四柱架子床。
由此可見，四柱架子床至晚於北宋即已出現，並融入百姓生活。
從廣泛收集到的影像資料來看，所見均為四柱架子床或者四柱帳床（佛畫中的寶帳）。值得一提的是，傳為東晉顧愷之所畫的《女史箴圖》。該圖有兩個版本，一為大英博物館所藏，據傳為唐代摹本，具體到唐代哪個時期，有待查證。另一為故宮博物館藏，標注為宋代摹本。
兩版女史箴圖，內容一致。其中第五段畫一張懸掛有帷慢的床，床前有几。一女史側坐床內，一隻胳膊搭在圍板上，面容嚴肅。一個男子坐床邊柵足几上，鞋尚未穿好，回頭看著女史。這是意在說明“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如果其言不善，儘管是夫妻，也要造成“同袁以疑”。
畫面中床榻與幔帳的結構非常清楚，與敦煌第98窟的維摩詰所坐床帳相似。不同的是該床設圍屏，床正面亦設曲屏，曲屏可以象屋門一樣打開。但可以看出曲屏折處並無立柱，因此該床也是四柱式。
從廣泛收集到的影像資料來看，到此時所見均為四柱架子床，或者四柱帳床（佛畫中的寶帳）。而目前常見的六柱架子床尚未出現。甚至到了明中期，亦未見六柱床的影像。明代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張海，葬於明弘治十一年。其墓葬出土整套錫製家具明器，架子床明器為四柱式。
嘉靖年間明四家之一的仇英，所繪清明上河圖中，木作坊內打製完工的四柱架子床赫然在目。
直至明晚期，魯班經匠家鏡中才出現六柱架子床以及拔步床。
據此基本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四柱架子床的出現，遠早於六柱架子床。這也符合由簡至繁，由易到難的客觀發展規律。
另有一張架子床，曾經於2003年及2010年，分別上拍於紐約佳士得及紐約蘇富比，並曾著錄於《ASIAN FURNITURE》一書第159頁。該床歷次著錄均標注為虎皮楓木或龍眼木。
筆者查閱《明清紫黃家具存世量報告》，所見紫黃四柱架子床共計11張。比較知名的四柱架子床，如艾克《花梨圖考》件25號；紐約佳士得1998年9月16日的黃花梨劍腿四柱架子床，即本次這件拍品。
來源：紐約佳士得1998年9月16日，編號81；
　　　亞洲私人收藏；
　　　香港蘇富比，2015年4月5日，第2867號。
參閱：古斯塔夫·艾克《中國花梨家具圖考》圖版25，北京法文圖書館，1944年，第36頁。

估價 :
HKD: 12,000,000 - 22,000,000
USD: 1,528,700 - 2,802,500

成交價:
HKD: 14,19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