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2.6×2.9 cm. (1×1×1 1/8 in.)

印  文：李惲私印。
出版著錄：《珍秦齋藏印·漢魏晉唐宋元篇》P88，澳門民政總署文化康體部出版，2005年。

珍秦斋藏汉魏晋唐宋元印
文/蕭春源
漢代印章包括西漢、東漢，是印章史上發展最為顛峰、鼎盛期，與社會穩定、經濟發展迅速，工商應用頻繁息息相關，不僅數量繁多、形式多樣化，更是文字風格多變、力求美化、內容豐富，構成博大、渾厚、沈實的風貌，加上鈕制繽紛，鑄造工藝精緻，遺留及展示了其輝煌史跡和智慧，誠為後世收藏家、篆刻家所鐘情和學習典範，亦因而滋潤和孕育了許多篆刻家成為明、清、近代時期一代宗師◇南北朝的印章風格粗礦、奔放、粗頭亂服，則成為現代篆刻者追求突變的風氣。唐、五代、宋官私印是後世圓朱文印章的啟蒙和隸、楷書入印所借鑒。
漢代官印的歷史、用印制度、文字特點變化和分期，已經有許多學者專家在羅福頤先生《古璽印概論》基礎上撰文，例如葉其峰先生《西漢官印叢考》，王人聰先生《秦漢魏晉南北朝官印研究》和孫慰祖先生的《西漢官印、封泥分期考述》和《漢印論》等，故不再賛述。
本部分所收是漢、新莽、魏晉南北朝、唐、五代、宋、元官私印。質地有銀、玉、銅、鐵、琉璃、鉛、瓷等，印鈕有鼻鈕、瓦鈕、橋鈕、覆鬥鈕、龜鈕、螭虎鈕、獸鈕、馬鈕、駝鈕等各種式樣。分官印、私印、穿帶印、吉語箴言印、帶鈞及肖形印五部份。
這些藏品分別反映了該時期不同時代的印章的面貌和特點，多未曾著錄，對古史、官制、用印制度等研究有重要價值及補史載之不足。今擇其要者略述之：
如「建平君印」乃封君印，秦漢時期封君印著錄及存世不多，僅見上海博物館「廣平君印」、「長安君」，故宮博物院「昌武君印」，揚州市博物館「武信君印」，天津藝術博物館「武平君璽」等，發掘品有山西出土秦漢之際楚漢相爭時期的「安國君」，及1989年徐州出土之「君侯之印」，著錄可靠者有《尊古齋金石集拓》之「樂平君印」和「增武君」。「建平君印」伴出有「周昌」銅印。此印考釋以上海博物館孫慰祖先生在其《孫慰祖論印文稿》,《新發現的秦漢官印、封泥資料彙釋》中考証至確，指出此印印鈕有戰國遺意，印文風格乃秦漢之際交替，又根據文獻，結合1989年徐州出土之「君侯之印」等論証此印為漢初建平侯周昌之印。況且同出「周昌」印，白文日字格，字體不像秦那種圓轉柔勁、隨意風格，具漢初印章特徵，亦與史籍記載印主封君時代吻合，實為珍貴封君印。
魏晉南北朝璽印斷代分期最為複雜，一般對該時代印章籠統稱之三國、南北朝或魏晉、南北朝。最早給予後世鑒別指引的是羅福頤先生編著的《秦漢南北朝官印徴存》，影響至今。而最為承前啟後有突破性研究的，首推孫慰祖先生的《西晉官印考述》，圖文並茂，分析細膩，可作為鑒定這一時期官印的重要標尺。
「廣武將軍章」同文著錄及存世約十數鈕，皆銅質，龜鈕，鎏金者有一，鎏銀者未見，僅此品。龜形較圓渾，背隆，中及兩側脊稜以小圓圈為界，昂首，頸下有突出龜板，具西晉龜形特點，印文又偏離西晉，應是東晉承西晉脈胳之物。
「將兵都尉」銀質、獸鈕，同文《秦漢南北朝官印徴存》著錄約四枚，皆龜鈕。獸鈕者絕少，多見於南北朝。除印鈕鑒識外，結合文字特點，應屬十六國。
王人聰先生有《部曲將與部曲督印考》文將歷來印譜所著錄和近年考古發掘品數量一一列舉，並附印文。筆者現統計部曲督印約50餘方，部曲將印連中文大學新入藏的9方共約180方。據考証部曲將與部曲督始置於東漢末三國時期，延至兩晉仍有設置，其印文篆體風格一致，皆鼻鈕，鈕面較窄，鈕璧較厚，鈕孔小。
珍秦齋所藏「部曲督印」則非鼻鈕，乃駝鈕。筆者據現有蒐集資料顯示，故宮博物院有2枚，上海博物館1枚，日本鴨雄綠齋1枚，常熟博物館1枚，安徽省博物館1枚；「部曲將印」日本太田夢盦1枚，香港中文大學1枚，湖南省博物館1枚，西冷印社中國印學博物館藏1枚；「副部曲將」故宮博物院1枚。數量遠較鼻鈕為少。兩類印雖同印文，但細審有許多差異之處，值得探究。駝鈕「部曲督印」其「督」字上「又」中間筆較直，駝鈕「部曲將印」、「副部曲將」、「將」字右傍不像鼻鈕右傍，駝鈕印文挺勁峻厲，刀痕明顯，形態與趙「親趙侯印」、「歸趙侯印」」馬鈕接近，鬃毛紋飾刻鑿清晰細緻，筆劃柔勁，佈局開朗不草率，兩者風格一致，據此，這種駝鈕印應屬趙官印，亦是這時代印鈕藝術最佳作品。
北朝官印，印面一般較大，印台厚，龜形碩大，如 「安陸太守章」龜作拱站立狀，背分為六片甲狀，邊錯銀，極顯尊貴，印文筆畫隨意，脫離小篆勻稱結構草篆刻鑿而成。《漢書•地理志》:「安陸，屬江夏郡」。宋、齊、梁均置為郡，然此印印風不類南朝，類北朝「廣寧太守章」《徴存2358》。這時期官印形制在北周卻起了很大變化，如1982年陝西漢陰澗出土的「衛國公印」銅質、鼻鈕，印面邊長5.5釐米，朱文篆書；1996年陝西又出土北周「天元皇太后璽」朱文，獬豸鈕、金印，印面4.45釐米見方。由此，北周官印由北朝的白文演變為鑄朱文，印面尺寸增大，此體系從此轉入隋唐印制的變革和承接。
踏入隋唐、五代由出土實物得知封泥在此時期僅用來封檢當時各道、州、府地方官進貢皇帝的酒壇、蜂蜜壇和蒜等物品外，封泥的使用基本消失。由於文書普及使用紙張，書寫自如，不為簡牘大小局限，印章大小亦沒有障礙，官印承北周，鈕制變鼻鈕、橛鈕，更實行由職官印改為官署印制度，如此官印則不再適宜帶，改為專人掌管，更用專盒封裝，採取「牌入印出，印入牌出」，嚴密完善用印制度。
隋唐官印存世數量稀少約40餘方，實物更難見，故對其鈕式、印制、文字等認識不足，不為藏家注意。最有真知灼見的是羅振玉，其編著的《隋唐以來官印集存》給予後世對這方面的重視。近年有羅慕鴻先生《談隋唐官印鑒別》，繼而是周其忠先生《唐代官印初探》，王人聰先生《近三十年來唐官印的發現與研究》，最近則以孫慰祖先生《隋唐官印體制的形成及其主要表現》最為詳盡透徹分析，給予我們對這時期官印的認識、鑒別、收藏莫大幫助，更是給予隋唐官印歷史地位的價值肯定。對唐代某些特殊官印如「契丹節度使印」的年代，最近葉其峰先生又撰文提出了新觀點，認為此印應是僅見的契丹國漢文官印。
「烏弋道大軍之印」《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烏弋州，唐置羈縻州。今闕。當在新疆境。此印銅質，鼻鈕，印文深0.7釐米，筆畫交接處有焊接痕，此印文書法風格與上海博物館藏之「殿中省行從之印」類同，是難得的唐印標準品。
隋唐私印稀少罕有，羅福頤先生在編著其《古璽印概論》、《古璽印考略》時，因未有發掘品出土，甚至因某種因素遲公佈資料，致使羅先生認為未見有傳世品，僅取敦煌石室藏唐經上所鈴「報恩寺藏經印」及唐寫本法華經玄贊上蓋朱印「瓜沙州大經印」作為唐私印標準品。早在1973年洛陽老城北鐵路醫院M1墓已出土了一方唐私印「武威習御圖書」，該印遲至1993年才公佈。1984年河南偃師杏園村唐李存墓又出土了「渤海圖書」印，兩印皆銅質，有印匣，兩者的形制和鑄造工藝、甚至連印匣亦與官印相若，使我們對傳世唐私印的鑒定有了依據和提供了一個準確標尺。
最近孫慰祖先生在其研究成果論著《唐宋元私印押記集存》上，利用唐人使用私印遺跡再結合出土官私印、墓誌、碑刻實物及依其鑄造工藝、書法特點而將一些猶疑未決的印章歸入唐代。有上海博物館的「洞山墨君」、「李忠之印」、「岡盧典籍之印」、「上明圖書」、「伯溫圖書」，漢和堂陸氏之「始封於鄫」及珍秦齋所藏「敦實」。為唐宋私印研究史開創了新的課題。
五代十國官私印比唐印更稀有，確切發掘品有前蜀王建墓出土的「高祖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謚寶」，此印白玉刻成，謚實乃仿在生時所用璽而來，《後漢書•禮儀志六》：「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皆令贈印璽，玉押銀縷……」所言贈印璽，為殉葬用者，故與「玉押銀鏤」並舉，其上所刻當為所贈之謚號。此印雖是刻鑿而成，但文字結構，印文風格均按五代時期所製，故對我們鑒識五代官印，有了實物依據。除此，羅福頤先生將天津歷史博物館藏「元從都押衙記」定為梁印，是根據《舊五代史．劉鄩傅》:「天復三年十一月，劉鄩以兗州降梁，及見梁太祖，慰撫移時，令賜冠帶，旋授元從都押衙。」而定。
此時官印印文不局限篆書單一模式，並出現了隸書和楷書。鼻鈕分有孔、無孔兩種，其中印鈕有呈半圓及平頂削去兩稜者，鼻鈕有小片狀者。印面由方形轉長方形，由厚轉薄，印文不深。由於遺存實物稀少，這時期官印與唐代朱記官印很難分辨，易出現偏差。故此，只能以目前遺留的實物、史料、文字風格來判定，「立馬弟四都記」均具備以上特點，準是五代印無疑。此印與銅質印匣出土，印盒長方形，器形上小下大成矩形狀，蓋略作盠頂，四側鏤空作山形，蓋底以子母口扣合，上有鎖環及原裝鎖。器蓋、身兩側各有長形穿帶鈕一對，內殘存皮革，匣座除四側各有縷空心形外，兩側亦有長形縷空，以便革帶穿連提攜作用。匣內有長方形印合，盛放官印之用，可貴之處尚殘存紅色印泥物，由此可証這種印匣兼作印台之用。
印匣使用雛形最早見於戰國和秦代私印。官印實物最早見於1985年青海西寧市北朝墓出土「凌江將軍章」印，銅質、印匣角質，近似一半圓球形，周腹刻有龍、虎、朱雀、玄武四神圓形。下部一周穿有17個未穿透的孔，原鑲綠松石。印匣腹內按銅印的形狀雕空，以盛印章，極盡華麗，這表明非官方規範所造，乃該將軍自製。私印印匣除上述唐「渤海圖書」及「武威習御圖書」外，1993年揚州儀徵化纖白紗二村出土一北宋石刻印盒及銅印2枚。印盒分三層，外週邊有浮雕蓮紋，層層子母扣相合，可單獨開啟，第二層內開一長方形穿孔，放置兩枚印章，朱文，直柄鈕，分別為「高陽許食私印」和「許」字，長方形穿孔邊欄墨書「明道二祀歲次癸西上春於口口口高陽」題記，即公元1033年北宋明道二年所製。
官署印匣出土現存實物有三方，即浙江紹興出土的「會稽縣印」、安吉「金山縣印」和廣西隆安縣出土的「武夷縣之印」均唐代。隋代未見實物，傳聞1993年陝西咸陽市北郊唐順陵附近韓家村出土的「右武衛右十八車騎印」附有盠頂蓋金屬印盒，盒上有刻雲紋飾，惜已毀壞。本篇「立馬弟四都記」印配有原裝鎖封匣，這証明宋趙昇《朝野類要•職任•牌印》:「用印畢，封匣，復納之」。屬實。此印是目前最完整，印匣最大，最有史料價值、藝術價值的文物。
宋代是中國封建社會中一個承前啟後的一大轉變重要時期，不論科技、造紙、紡織、製瓷、文化、金石學等均超越前代。故印章存世很多，而此期製印初期除承襲唐五代「條帶印」外，皆鑄文，北宋時官印背款加刻監造機構，實行印牌制度比唐代更為嚴緊。中期後印文多趨向平實整齊，私印更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瓷印和石印。
「龍」印，依殘存鈕座看似屬鼻鈕，印背四沿成圓孤形，屬較早期印台式樣，結合印文書法和瓷胎判斷，應屬北宋。「沙隨程迥」 龜鈕，龜背刀痕明顯，印文隸楷間，如刻碑法而成。印體碩大，根據印台四邊釉色鑒別，屬南宋景德鎮瓷製，印主程迥得吉林大學吳振武教授考釋屬南宋隆興年間人，則形制與印主年代吻合。此印製作精美、釉色完整，堪可作為這時期瓷印斷代的標準品，孫慰祖先生又云：「鈕體居中而未盡佔印台，為鑒別宋元明鈕式提供了重要參考標準。」
「佛法僧寶」與上海博物館所藏「柯山野叟」均屬南宋，字體採用九疊篆，筆畫挺勁平實，各有特色，是不可多得珍品。
遼王朝乃由契丹族建立，故有一國兩號，實行「因俗而治」的政策，設置北面官和南面官兩種官制，因而官制上出現了漢文官印和契丹文官印。漢文官印傳世不多，除傳世品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安州綾錦院記」外，《遼海印信圖錄》多有著錄。契丹文官印據劉鳳翥先生統計，總共不過100枚，多為契丹大字官印，印文真正能全文釋讀的乃故宮博物院藏「元帥左都監印」而已。
西夏由黨項族李元昊所建（1038-1227年）定都今銀川，其政治體制，官吏制度多仿效宋代，文字亦是仿照漢字而創制的一種特有文字。清代進士張澍於嘉慶九年（公元1804年）開啟了被砌封於甘肅武威清應寺（即護國寺）感通塔碑，見碑文字體方正，類似漢字，然一字不識，後翻碑後有漢字「天站民安五年歲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知「天祐民安」乃西夏年號，這一發現不僅使他成為近代確認、辨識西夏文第一人，亦揭開了往後研究、釋讀西夏文字的序幕，使這自明代中葉以後消失的神秘王國文字再現，得以重視研究，不致再被煙滅。西夏官印亦是封建王朝各級機構、官員頒佈政令、行使權力的憑證。西夏用印《天盛改舊新定律令》規定：「諸司行文字時，司印、官印等純金、純銀及銅鍍銀、銅等四種，依司位、官品等，……」可見職官高低不同，其工監印用印有嚴格區別，但根據出土及傳世品實物皆銅質，其餘未見。西夏印分六字印、四字印、二字印。白文有邊框，皆鑄造。橛鈕多有穿孔、間無孔。六字、四字印文以現有實物顯示，多是專印及工監印。二字印除紀年印外，基本是首領印，首領又分大首領、正首領，在印背刻款識別。六字、四字印台較薄、印文淺、打磨精細。二字印一般印文深鑄，較粗簡，可見官級之別。除六字、四字印外一般有刻背款，右刻用印紀年，左刻持印者姓名，鈕頂刻一西夏文「上」字。
西夏朱文官印極罕有，僅見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有神聖位」及《艾黎捐贈文物精粹》「乾祐」、「元德二年」印。「元德二年」印中國歷史博物館和吉林省博物館各收藏一方。
羅福頤先生《西夏官印彙考》著錄六字印有4方，據知《青海金石錄》1方，則共有5方；四字印上海博物館1方，故宮博物院1方，《楓園集古印譜》1方，西安市文物管理處1方，日本太田氏2方，北京市文物局1方，貞松堂舊藏1方，天津藝術博物館1方，寧夏固原博物館2方，寧夏私家藏1方，中國歴史博物館2方，吉林省博物館1方，甘肅省山丹縣「艾黎捐贈文物」1方，香港中文大學1方，珍秦齋2方，不詳藏家2方，合計約19方（含紀年四字印）；二字印最多，在《西夏文物》，白濱《西夏官印、錢幣、銅牌考》記錄約111方，最近陝西、吉林、遼寧省等地均有出土及收藏，加上本人、不知名藏家及「艾黎捐贈文物」朱文印1方，約160餘方。
珍秦齋所藏「官」字朱文印，乃現今唯一一方西夏烙印，保存完整長鐵柄，柄乃納木之用，「官」字，意為「公家的」。《天盛年改舊定新律令》卷19《牧盈能職事管門》規定每年四月一日至十月一日將四種官有的駝、馬、牛、羊「於盈能處置號印，盈能當面應於仔、駒之耳上或羔羊面頰上為號印」即烙印以示作為官畜標記。又《天盛律令》第五章297條「全部從徵者應根據其財產狀況繳納戰馬，並需烙印馬，烙印馬必須牙蹄健壯……」可証西夏畜牧業採用烙印來進行管理。文獻只記載烙印位置，至於印記具體文字沒有說明。今「官」字烙印可填補文獻之不足，彌足珍貴。
西夏私印據孫慰祖先生《唐宋元私印押記初論》披露除《西夏官印彙考》所著錄「千」、「監」兩件外，《樂氏藏古璽印選集》、《赫連泉館古印存》各著錄一件，則共四件。最近《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第一卷披露在B85室出土了一方木質西夏印，字義為「茂」、「盛」，音「嵬」，印章長17.20、寬8.4~10.8、厚1.6~2.4、鈕長6.8寬3.2、高2.8釐米，鈕上有圓穿孔（圖二），為西夏用印増添一新品種，彌足珍貴。
最近《考古》2002年第4期披露1995年甘肅武威市出土了一件西夏銀質符牌，乃前所未有，以往出土或傳世品皆銅質，這一重要發現無疑給予我們一訊息，說明西夏官印有銀質與《天盛改舊新定律令》記載相符，地不愛寶，我們期待不久將來得到印證。
忽必烈滅南宋，建立元王朝，官印印文有漢文及八思巴文，如經葉其峰先生考訂為「忠信義兵百戶印」屬八思巴文官印，以「忠信」為號的軍印罕見，羅福頤先生曾藏一柘本「忠信義兵千戶所彈莊之印」己屬難得的「忠信」軍印拓本，今實物更加可貴。私印存世數量最多，形式及內容豐富，有花押、謹封、頓首、吉語等等，花押實則是個人簽名識別的一種表現。
珍秦齋所收私印以漢為主，其中不乏諸譜罕見之物，如「王鳳之印」，銅質蛇鈕，蛇的形態與秦官印「浙江都水」近同，印面碩大亦如官印，印台及側尚粘存殘帛。可謂蛇鈕私印之冠，亦稀世之物。據孫慰祖先生《古印中所見的蛇》考証，此印屬西漢晚期與《漢書》王鳳其人時代吻合。
「李惲私印」馬鈕，穿孔兩面均殘存帛帶；「家君」，琉璃質，此印包漿色澤艷麗，印文娟秀，堪稱琉璃印極品。此印後經孫慰祖兄審視，謂時代可能較西漢為早，或屬秦。
「文德之印」銀質，龜背上鑲嵌有圓形瑪瑙五粒，極顯華貴，同類印僅見西安文物管理局文物保護考古所藏銅質「郭慶之印」，惟此印同出有3件銀質圖形鑲嵌瑪瑙飾件，頂部橢圓形鏤空，用途不明，前所未見，珍罕之極。
「錯重」，銅質螭虎鈕，螭虎盤踞有力，佔盡印台，極顯威猛，特徴與滿城一號漢墓所出一方未刻印文的螭虎鈕玉印接近，此種螭虎鈕，應是帝後用印鈕式，可見印主非同反響。
「慶充之印信」此印銅質極佳，印台部分看似鎏金，實原銅泛光，龜背突起，中脊刻回紋，側刻多角形紋，甲邊四周鑿刻圓圈點，頭、爪均有刻紋，刻工精細，特別印文刻鑿嚴謹如金印「漢委奴國王」，確是存世新莽私印不可多得珍品。
「周弼印信」闢邪鈕套印，此類印章自東漢發展至魏晉，有三套及二套印，闢邪多作昂首撕鳴狀，此印特異之處在印台四側刻有龍、虎、朱、雀、玄武四神，並錯金線，非常精緻，同類印中少見。

估價 :
HKD: 80,000 - 120,000
USD: 10,200 - 15,300

成交價:
HKD: 14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