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卡1張

8.5×18.8 cm. 3 3/8×7 3/8 in. 約0.1平尺

鈐印：大風堂、張爰長壽
釋文：敬頌成武仁兄、蒨英大家，癸卯開歲百吉，大千張爰。

序 言
1946 年，為籌建研究型的美術學院，身在重慶的徐悲鴻特請教育部請款，派遣時任副研究員的門人張安治、陳曉南、張蒨英、費成武，赴英國倫敦研修深造。但好事多磨，因歐亞大陸交通阻斷，故設法取道美國。再經紐約飛往倫敦。
路途遙遠，為了讓從未踏出過國門的弟子們旅途順利一些，徐悲鴻請費成武隨身攜帶其手書，拜訪在紐約的兩位朋友，請求他們從旁協助。這兩位朋友，一為王少陵，一為林語堂。
寫給林語堂信內容如下：
語堂尊兄賜鑒。
門人費成武、陳曉南、張蒨英、張安治四君，由教部派赴英倫，研究藝事。因歐亞交通工具缺乏，乃改道由美轉歐，道經紐約，特囑拜謁足下，面聆訓誨。幸垂教焉。
敬請
儷安
夫人萬福
弟悲鴻頓首 九月十四日
還特意又去一信叮囑費成武：要拜訪林語堂先生，要由王少陵先生陪同，王先生的太太是畫家胡藻斌先生之女公子，「彼等皆留美近十年，可請彼等照料」。
著實是一個操心和周到的人。
徐悲鴻寫給林語堂的這封信，因為寫信人和受信人名頭都很大，談及的又是關於美術教育的一個重要事件，收錄在《徐悲鴻書信集》中，後被反復引用。而原件，藏於費成武、張蒨英伉儷之「霧明樓」，與近30通悲鴻先生書信，和傅抱石、張大千、潘玉良、熊式一、呂斯百、陳西瀅、朱家驊、撒切爾夫人、斯坦利．斯賓塞等40余位中外名家，共計千餘頁的近代名人信劄、信封、賀卡、文檔一起，齊齊整整，保留至今。
通信主要集中在兩個時期，一是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最核心的內容是關於身在倫敦的張蒨英、費成武「去與留」的抉擇，1950年張安治和陳曉南先行歸國，而費成武與張蒨英在英國畫家斯坦利．斯賓塞的相送下登船回國之際，費成武忽然胃部不適，暫緩了歸國行程。此後兩人數次計畫動身，又數次因種種原因擱置。此外便是50年代至70年代，費張伉儷與身在海外的師友之間的聯絡與通信。
第一個時段正值「大變局」，又是很多重要事件集中爆發的時間段與時間節點，內戰爆發、物價飛漲，北平藝專遷入帥府園、後與華北大學三部美術系合併、張安治、黃苗子、郁風入革大。在這個巨變的時期中。可以極近切地看到徐悲鴻如何為遷址、書籍模型勞購買、「中大人」之安排佈局勞神費力，以及在巨變時期，他心態的變化。
如果說藝術家在此時段的轉變是一條縱向的線。
那麼這批信劄有一個更有意思的視角，就是歷史事件中的「橫切面」，如將呂斯百、傅抱石都捲入其中的「學潮」事件。徐悲鴻、呂斯百、傅抱石皆有立場與評論，又比如面對新中國的「朝氣洋溢」，諸君在「擁護」的大前提下，也展現出不同的視角與態度。在不同的視角和態度中，許多被定論的事情，或者後來諱莫如深的事件，就有了一個立體的維度。
在第二個時段，我們可以看到費、張伉儷的海外的交遊，不僅是張大千、潘玉良這樣大名鼎鼎的藝術家、還有文學家陳西瀅、蔣彝，物理學家吳健雄、袁家騮，以及本土的藝術家、費成武在校時的友人斯坦利．斯潘塞（Stanley Spencer），甚至撒切爾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如果說此前的通信，更多關乎於個體處境、國家命運，「我們要往何處去？」的問題。到這個時段，則是更多的關乎藝術創作、交易和中國的藝術文化傳播，「藝術要往何處去？」的問題。
在這個宏大的問題和信息量巨大的回答中，信劄始終又有其獨特而近切的微觀視角，不假思索的生動語句，如傅抱石在戰火紛飛時收到二人來書，欣喜與友人傳觀，「其欣羨之情，好比叫花子站在大新公司的窗櫥外，一種誠懇而熱烈的欣賞。」「我的心已被酒浸透，一點即燃，是熱的可以。可惜我周圍太冷了呀？！」傅抱石的信作於他「一日三醉」後的夜晚。字細密而欹側的盤踞在一起，並不好辨認，如編織得細密的柵欄，圍起他沸騰澎湃的情緒。
徐悲鴻看到國內局勢日新，極力地勸喻：「曉南弟歸途次甚順利。但弟不歸使我失望。如待臺灣解放後始歸，人家看法將不同。而自己處境將窘。蒨英歸後必須經過學習（革大），張安治亦在學習，否則恐於現在政治扞格不入也。」「現下美術工作者皆積極創作，為人民服務（現實主義）。如遲遲不歸，恐落後遭人訕笑，弟位亦將不保。」
但又歎道「一切皆積極謀進步，早氣洋溢，惜吾精神不如前，趕不及矣。」
此外消渴復發依舊認真經營的張大千；深陷漩渦中不知如何自處的呂斯百；積極擁抱新中國苦勸友人回國的張安治、吳作人、郁風；旅居法國，同時為鼻疾手術不順、裸體畫不好賣而發愁的潘玉良；是極為豐富的時代人物群像。他們的悲苦喜樂都鮮活生動，他們在時代洪流中的抉擇與困惑，不見於傳記的隱秘心境，都鋪陳於致友人的信中。
而49年後星散至大陸、臺灣、海外，藝術家群體，以書信往還的面貌集體亮相，更是罕見，是重要的美術史與歷史文獻資料。
（成野）

藏家口述：張蒨英與費成武的旅英生活
此逾千件體量龐大的珍貴書信，得益於「霧明樓」主人張蒨英和費成武及其家人，逾半世紀的精心保存。
費成武（1911 -2000）生於江蘇省吳江，出身於政治家、建築師和學者的優秀家庭。費與徐悲鴻的第一次接觸似乎是在1928年，當時他參加了蘇州美術學院的藝術家的講座。這激發了他在學校期刊上寫下「西洋繪畫流派總結」的靈感。1930年，他進入了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徐悲鴻擔任了西洋繪畫部門的主任他的同學包括一些在他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藝術家，包括張安治（1911-1990）、陳曉南（1908 -1993）、孫多慈（1913-1975），以及特別的是張蒨英。1935年，他進入蘇州美術學院，師從中國油畫之父之一的顏文樑（1893-1988）學習油畫。
張蒨英（1909 -2003）生於江蘇省無錫出生的。她在父親（一位海關官員）和哥哥的指導下小時候就學習書法。1932年，她進入國立中央大學學習，師從呂鳳子（1886 -1959）、張書旂（1899 -1956）和徐悲鴻。
抗日戰爭（1937 -1945）時期，他們與眾多藝術家，隨校被遷至西南。在這個人才濟濟之地，他們的朋友、同事和老師，如同是20世紀中國藝術的名人錄，包括傅抱石（1904- 1965）、龐薰琹（1906-1985）、吳作人（1908-1997）、黃君璧（1898-1991）、林風眠（1900-1991）、陳之佛（1895-1962）、謝稚柳（1910-1997）、孫宗慰（1912 -1979）、張大千（1899-1983）等許多人。
但最重要的是他們的導師徐悲鴻（1895-1953）。
此後歷史再次轉折，永久地與祖國分隔開來。二人於1953年結婚，並共同迎來他們作為旅英華人藝術家的新生活，在藝術上與他們在重慶的時光無法相比，但他們身處在中西藝術傳統的迷人交界處，並從中汲取源源不斷的靈感。
費成武在抗日戰爭中積極參與戰時的宣傳。1941年，他前往昆明工作時，遇到了徐悲鴻，徐悲鴻說服他為也移至重慶的國立中央大學的藝術系工作。費成武遂成為該部門的講師，彼時系主任是呂斯百（1905-1973）。1944年，費成武參加了在重慶的中國美術學院的首次展覽。1945年5月，他寫下了一篇題為「張小姐」的文章，表明他對她的欽慕，這種欽慕持續了他的一生。
「張蒨英，藝術世界的戰士」是張蒨英首次個展的主題。與此同時，張蒨英直接協助徐悲鴻在重慶的磐溪郊區創立中國美術學院，並擔任研究所的秘書和研究員。
1946年，隨著抗日戰爭勝利的來臨，國立中央大學回到了南京。徐悲鴻深信，中國藝術家可以向西方學習。為此，通過他與教育部長朱家驊（1893-1963）的關係，在英國文化協會的協助下，使用來自英國份額的庚子賠款，他選擇了四位藝術家前往英國的藝術學院學習，目的是他們回國後，鼓勵東西方藝術模式的新融合。被選中的四人是張安治、陳曉南、張蒨英和費成武。他們帶著藝術家朋友們的離別禮物，於10月登上了飛機。經過包括越南、印度、伊拉克、希臘和法國的短暫停留。
1947年，由於資金短缺，費成武和張蒨英決定在倫敦舉辦聯合展覽。來參觀展覽的人中有斯萊德藝術學院的院長蘭道夫·施瓦貝教授，他們在那裡留學至1950年。他們在此期間認識的另一位藝術家是斯坦利·斯賓塞，他們成為了朋友。他們在1947年訪問了他在庫克姆的家，並在一次非常特別的場合——1947年8月28日——斯賓塞為張蒨英畫了一幅畫像，費成武也為他畫了一幅畫像，由斯賓塞親自簽字認可。斯賓塞一個的作品大多圍繞他的家鄉庫克姆的人，不可思議地在1954年跟隨一個由哲學家和政治家組成的代表團訪問了中國，促成這次旅行的肯定少不了費成武和張蒨英的友誼之影響。除了在美術上的工作外，費氏夫婦還在中央藝術和工藝學校的多拉·比靈頓（1890 -1960）的指導下學習了陶瓷藝術。
他們的同事張安治和陳曉南在伯明翰的巴羅舉行了聯合展覽。這是他們最後一次一起展出。張安治和陳曉南堅持他們原來的計劃，回到了現在已經是新中國。費成武和張蒨英也計劃回國。然而，他們原定於2月19日離開，但費成武嚴重生病，無法登船。在徐悲鴻去世後的一段時間裡，他一再懇請他們回到中國，但他們沒有再做任何計劃。事實證明，費成武再也沒有回到過中國，而張蒨英直到五十多年後的2001年，才回到上海。
1953年5月，費成武和張在肯辛頓和切爾西的登記辦公室結婚，出席的人包括斯坦利·斯賓塞和他們的朋友，劇作家熊式一（1902 -1991）。
接下來的幾年是充實的年份，他們的作品在全國各地的展覽場所進行了大量的展覽，包括倫敦的萊斯特畫廊和特里昂畫廊，謝菲爾德的格雷夫斯美術館，德比博物館和藝術畫廊，英格蘭西部皇家學院，布里斯托爾和蘇格蘭的蘭辛美術館，愛丁堡。張蒨英被選為皇家水彩畫家學會、國際婦女藝術俱樂部和社會女藝術家的會員。他們也是倫敦皇家藝術學院夏季展覽的定期參展者。他們的作品的機構收藏家包括倫敦的彭西維爾大衛基金會，牛津的聖約翰學院和阿什莫林博物館；而他們的私人收藏家包括著名的品味家W. W. Winkworth。
或是受恩師徐悲鴻的影響，他們深信寫生的價值，因此他們在大不列顛廣泛旅行。
在早年，他們訪問了牛津（1947年）以及倫敦周邊的郡。後來，他們走得更遠，到西部地區（1950年）、湖區（1956年）、蘇格蘭（1958年）和威爾士（1959年）素描和繪畫。
1956年，費成武寫了一本書，「中國風格的筆畫」（「Brush Drawing in the Chinese Manner」 The Studio Publications, London & New York），講述了中國繪畫的歷史和技術。
費氏夫婦有豐富的社交生活。他們在生活的後半部分大部分時間住在北倫敦華人社區的中心，北芬奇利。除了他們在倫敦的朋友外，還有來自中國、台灣、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朋友不斷來訪。張蒨英的社交才能幾乎和她的藝術才能一樣出色，無論是參加業餘中國歌劇，打麻將，烹飪大餐，還是用她的機智和魅力使她的客人著迷。費成武更為安靜，有學者的風範，多年來一直是人們首先尋求對古老中國畫真實性的觀點的人。費成武在2000年去世。張蒨英比他多活了三年，於2003年去世。
（藏家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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