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59×89 cm. (45 5/8×23 1/4×35 in.)

"釋文：質賦衡峰貞，似玉溫而理瑩，而禮二奏，虞弦薰風更續，人對明光佇瞻，補牘。朝文。
琴桌黃花梨製，紋美質堅，麥穗紋明顯，局部有鬼臉點綴。全器使用方材，線腳俐落，構件沿邊不起線，風格簡潔。無束腰，邊抹立面方正，稍稍多出腿足。牙、腳圓格角相交，四面均安一木整挖的羅鍋棖，不與腿足交圈。方材腿足，底收扁馬蹄。
桌面以格角榫攢邊鑲嵌紋理旖旎動人的獨板石心，右上角陰刻詩文：“質賦衡峰貞，似玉溫而理瑩，而禮二奏，虞弦薰風更續，人對明光佇瞻，補牘。朝文”。意思是：石紋天賦資質與衡山相似，其質地堅貞又溫潤如玉，是一塊光潔像玉的石頭，溫和而美好，在和暖的東南風裡撫著琴弦，亦可佇立於宮殿，臨視奏章。由此推測，此桌曾作為琴桌使用，且充分肯定了桌面的石材之佳。
銘文後刻“朝文”印，經查，朝文為明代武進人徐紘之字，弘治庚戍進士，以刑部郎出為廣東按察司僉事。徐紘曾編著《明名臣琬琰錄》，被收入四庫全書。
來源 ：巴黎Jean-Pierre Rousset舊藏。

木石之約
—傢俱用石小考
文/譚向東
木生來就嚮往天空，石則本能的墜向地心，這些向上和向下的矛盾力量，造就出昇華與沈澱、柔與堅、曲與直、方與圓等等不可名狀之美。
舊石器時代的歷史劃分，說明早期人類生活與石的密切關係。人類對石的加工是征服自然的創舉，尤其是對石頭的平面化處理，代表了生產力的進步。考古工作者在山西沁水下川文化遺址中，發現一件17000年前的殘石磨盤。最原始的石磨盤、石磨棒，可能是兩塊天然石塊，後來人們逐漸將下麵的石塊加工成扁平狀，將碾磨用的石塊加工成圓柱形的磨棒。其後裴李崗文化遺址、磁山文化遺址出土的上百件石磨盤，不僅平面光潔，還有刻意加工的圓足，表明古代先民對石的加工使用已然熟練。
河北鄲城出土的漢故博士常山大傅王君坐榻、泰安縣舊縣村漢畫像石墓出土石榻、望都2號墓出土合榻、臨淄商王村2號墓出土石榻、密縣後士郭漢畫像石墓出土石案石榻等等，說明石製傢俱在漢代已經進入人們的生活。
其後石製傢俱的品類漸漸增多，例如湖州市白龍山漢六朝墓出土石屏風，山東巨野前賀莊西晉畫像石墓出土石几。
在北方，不少於13座南北朝墓葬出土石製圍屏床榻。這些榻床的圍屏，通常雕刻精美生動的圖案，這種石板上雕琢裝飾的習慣延續至隋唐，安陽市博物館藏隋代麹慶墓石屏風，不僅在屏面上浮雕車馬出行的場景，座墩上也以卷草為飾。
唐宋時期是我國傢俱的發展完善階段，石製傢俱的形製也隨著多樣，椅類和桌案類都有實物出土。五代康陵石供桌，1996年浙江省臨安市玲瓏街道祥裡村後晉天福四年十二月（西元940年）康陵出土。桌面呈方形，四角委角，底座四面壼門托泥，是早期箱式壼門結構的遺韻。
河南方城鹽店莊村宋墓出土了北宋紹聖、宣和年間的石桌石案石椅石屏風等，與宋明時期的木質傢俱形式基本相同，其中石燈掛椅系有椅披。
這些石製傢俱，多數屬於明器。而供人日常生活使用的石製傢俱，通常是木石相結合的。兩宋之前，暫未查到木石傢俱的實物和資料。最早的相關文獻記載，見於南宋皇族趙希鵠的《洞天清錄》：「琴案須作維摩樣，庶案腳不礙人膝。連面高二尺八寸，可入膝於案下，而身向前。宜石面為第一。次用堅木。厚者為面，再三加灰，漆亦令厚，四腳令壯，更平不假坫扱，則與石案無異。永州石案面固佳，然太薄，板須厚一寸半許乃佳。」維摩樣，即指維摩詰經變圖中常坐的箱式榻，與前述康陵石桌的底座類似，但應非石製，否則不用單獨強調「宜石面為第一」。明初曹昭《格古要論》和萬曆年間屠隆《考槃餘事》皆延續趙希鵠的說法。
琴桌以石為面，最好的例證當屬宋徽宗《聽琴圖》中的琴桌。雖然《聽琴圖》的作者尚存在學術爭議，但其創作年代在政和年間已成定論，自然真實的反映北宋末期的傢俱形態。圖中琴桌的桌面呈青黛色，並帶有細膩的花紋，基本可以斷定為某種石板。
宋代洪邁編撰的《夷堅志》載：「乾道初，內侍陳源坐罪謫郴，詔籍其家貲出鬻，將作呂丞義卿得二物：其一琴台，虢州月石所作，色紫而理細，茂林修竹，江村小景，工妙不可名狀。」宋徽宗的琴桌面心色澤紋理，與洪邁所說的虢州月石極似。
木桌石心的另一個佳例，是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宋代佚名《嬰戲圖》軸。畫中描繪一群孩子表演傀儡戲，其中一個孩子操縱木偶，另外兩個擊鼓打鑔配樂。木偶戲的舞臺則是一張放倒的朱漆小案，案的形製簡雅，但雕飾華美富麗。案面嵌裝石板，淡綠的底色，紋理如霧靄中的山巒若隱若現，仙氣氤氳。
由文獻和繪畫影像可見，至遲在宋代，木質傢俱鑲嵌石材已經出現。但文字和圖像僅限於石材平面裝嵌於桌面案面。雖然有蘇軾《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等宋代詩詞，提到過石屏風，但無法判斷詩詞中的屏風是純以石製，還是木質嵌石。因此基本可以認為，宋代並未出現木質屏風的屏芯用石板立面裝嵌。
目前已知最早的裝嵌石面的實物，是魯荒王朱檀墓出土的一對頂牙羅鍋棖平頭案，朱檀葬於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該案目前收藏於山東博物館。
朱檀入土的前一年，曹昭的《格古要論》成書，書中「異石論」一章提及15種石材，有桂川石、太湖石、英石、霞石、烏石、鬼紋石、石琉璃、雲母石等賞石。而可「鋸板」用於裝嵌「桌面硯屏」的石材，有竹葉瑪瑙石、土瑪瑙、紅絲石、南陽石、川石、湖山石等6種。大約70年後，王佐《新增格古要論》（書成於天順三年(1459)）在《異石論》中加入靈壁石、永石（即祁陽石）、試金石、崑山石4種石材。
因此可知，以石板鑲於屏風的立面裝嵌做法，在明初洪武時期出現，但可能不早於宋代。而我們熟知的大理石，在王佐著書時尚未出現。因而可以推知，大理石用於傢俱的年代不會早於明天順。有專家學者根據文徵明《真賞齋賦》中提及的徐溥舊藏大理石屏猜測，大理石屏風最早製作於成化、弘治年間，這也印證了曹昭、王佐著書時，大理石並未廣泛使用，其出現年代晚於瑪瑙石、南陽石、永石等。
明清之際，嵌石桌案、屏風、羅漢床、架子床、香几等傢俱大量出現於繪畫當中，如鎮江本及大都會本《杏園雅集圖》、《五同會圖》、《甲申十同年圖》、《玩古圖》等等。《上元燈彩節》中，寬綽的街道集市上，各類傢俱當街售賣，清晰可見多數傢俱鑲嵌石板裝飾，足見當時嵌石傢俱何其風靡。
前述宋代佚名《嬰戲圖》的面心石材，從底色花紋來看，極有可能是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論》異石論（書成於洪武二十一年(1388)）中提到的南陽石，也稱為綠石：「純綠花者最佳，有淡綠花者、有五色雲頭花者皆次之。性極堅細潤，鋸板可嵌卓面硯屏。」
明晚期黃花梨無束腰石面詩文琴桌，面心所嵌正是這種綠石，是明早期就已廣泛使用的傢俱嵌石。
該桌選材精良，造型肅穆清秀，挺拔俊雅。整塊石板選料尤為難得，色彩絢爛，層次分明，周匝的紋路如碧波蕩漾，中間的淡綠色花紋，如落入碧波的繁星，劃破湖面的寧靜，捲起千堆雪，波譎雲詭，充滿詩意和遐想。
更為難得的是，彼時的主人，將心中念想銘刻於案面一角：「質賦衡峰貞，似玉溫而理瑩，而禮弍奏，虞弦熏風更續，人對明光佇瞻，補牘。」
銘文中的前半段大意為：「石紋天賦資質與衡山相似，其質地堅貞又溫潤如玉，是一塊光潔像玉的石頭，溫和而美好。」表達對桌面綠石的喜愛之情，殷殷切切。
而「虞弦」則有所特指。《禮記•樂記》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因而以「虞弦」泛指琴。明代高明《琵琶記•琴訴荷池》：「強對南薰奏虞絃，只覺指下餘音不似前。」 明何景明《題嚴內翰賜扇》詩曰：「象轂銀鐶倍光寵，好揚薰風助虞絃。」明代詩詞中的熏風、虞絃，與石上銘文中的詞語何其共鳴。而銘文最後則是讀書之餘的遐思遠眺，表明主人手不釋卷。
銘文突出了撫琴和閱讀的雙重用途，因此可知其既是琴桌，也是書桌。前文中兩條宋代的史料均與琴桌琴台有關，也恰恰為這件琴桌做出最好的注腳。
傢俱的使用功能常常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除了特定場合量身定製的傢俱外，桌案類傢俱的功能多樣。比如金瓶梅中反映出明代人生活與今不同之處，是喝酒與吃飯是兩件事，分別進行的，基本都是先吃飯，待殘羹剩菜撤下，再上下酒小菜喝酒。同一張方桌，吃飯的時候叫飯桌，喝酒的時候就叫酒桌，不會因為吃完飯再喝酒時特意換一張桌。所以有時我們非要給一件傢俱加上一個功能性的名稱，是不科學的。王世襄先生在《明式傢俱研究》中，對琴桌的釋義為：廣義指不同尺寸的條桌，狹義指專為彈琴而製的桌案。《魯班經》中有「小琴桌式」，相對而言應該有大琴桌。因而琴桌的尺寸不一，比如故宮藏兩件漆木琴桌，高度為71釐米，而上海博物館的黃花梨琴桌，設有音響，專為彈琴而製，高度卻為82釐米。足見琴桌的尺寸並無一定之規，適合彈琴就好。從本品的尺寸看來，該桌是為主人量身定製，因而該桌的高度與常見的不同。
銘文最後刻「朝文」印，經查，朝文為明代武進人徐紘之字，弘治庚戍進士，以刑部郎出為廣東按察司僉事。徐紘曾編著《明名臣琬琰錄》，被收入四庫全書。
兩年前，一件項元汴款黃花梨鑲大理石帶屜板小香几，拍出4000餘萬元的善價，可謂一字值千金。
本拍品為巴黎Jean-Pierre Rousset（1936-2021）舊藏，購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是頗具代表性的文人傢俱，望藏者寶之。"

估價 :
HKD: 6,200,000-7,200,000
USD: 794,900-923,100

成交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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