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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文化在華傳播始於唐宋時期，興於蒙元，而真正全面深入的發展則出現在明清時期。明代早期，重啟絲綢之路，自永樂起出於政治經濟的雙重目的，出身伊斯蘭世家的宦官鄭和，奉永樂、宣德皇帝之命，率領一眾精英部下七下西洋。受此影響，明代瓷器尤其是具有伊斯蘭風格的瓷器在器型、紋飾、產量以及出口方面，均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徵。馬文寬在《明代瓷器中伊斯蘭因素的考察》一文中指出，明代仿製伊斯蘭金屬器、玻璃器、陶器等的瓷器至少有 19 種，其中大部分為永樂年間創燒，如天球瓶、扁壺、燭臺等。四方倭角瓶則是宣德時期所創燒仿製的獨特瓷器品類，其造型的靈感源自伊斯蘭金屬器。英國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珍藏著一件12世紀伊朗製造的青銅刻紋嵌銀多面體瓶（館藏編號：777—1889）（附圖一），極有可能是此類型瓶的造型藍本。二者相比，僅頸部略有區別，無耳。
本品造型遠比碗盤類圓器難做難燒。其製作工藝極其繁複，需分段製作，如頸部、高足等。鋪首雙耳用專製模具模製而成，鋪首神情威猛，細節清晰，晾乾之後以特製精細接頭泥粘附在頸肩部。腹部主體亦為上下兩部分別模製而成，再上下相接。此類折方瓶製作繁複，燒製極為不易，因整個器物有多處接胎，器型複雜，燒窯過程中極容易出現變形成為廢品，成品率較低，故製作數量極少，流傳至今者珍若晨星，國內外各博物館似僅見五件宣德製品發表，尺寸相近（高約13.8-14.6厘米），皆繪有相類牽牛花紋，其中三件署款。參考故宮博物院藏品（附圖二），館藏編號：新00083300，圖見《故宮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編號 83，由此可以見證宣德御窯陶工之卓絕工藝。
清代宮廷對於宣窯的推崇亦毫不遜色，康雍乾三帝皆有慕古之心，宣窯益為所重。此類折方瓶於雍正、乾隆時期亦有仿製。現分別存於大維德基金會以及倫敦維多利亞及阿爾伯特博物館的《雍正古玩圖》手卷卷六以及卷八（館藏編號分為：PDF,X.01及E.59-1911）（附圖三、四），由宮廷畫師各繪於雍正六年及七年，描繪清宮御藏古董珍玩，其中這種形制的折方雙耳瓶最為獨特，前後收入四件之多，每卷各繪方瓶兩件並連木座，且四個木座形態各異，由此可見該品早已被雍正皇帝視為珍寶，格外重視。另外義大利傳教士、宮廷畫師郎世寧所作《瓶花圖》一幅（館藏編號：故畫000804）（附圖五），圖中亦繪有相同品種之青花折方瓶，盛以牡丹成雙，寓意吉祥，圖見於《新視界—郎世寧與清宮西洋風》，2007年，圖版16。
博考海內外公私著錄，可見雍乾御窯，此類折方瓶多摹宣德舊範而製，青花作品多見，單色釉者則寥若晨星，且以雍正朝所製居多。如拍品般落乾隆年款，施仿宋名窯釉的折方瓶可謂鳳毛麟角。參考一件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藏品（附圖六），未署款，器型與拍品相似，外壁施白釉，館藏編號：F1956.32，載於《東洋陶瓷大觀》卷9，圖98（彼時書中定年為明15世紀，但現官方已改為清18世紀）。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仿官釉四方折角獸耳尊（附圖七），落雍正六字篆書款，形制等與拍品亦相似，可對比參考，圖見《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御窯瓷器卷一下冊》，頁50， 圖14。還可參考一例，於中國嘉德2011年5月22日售出，拍品編號3556雍正款仿汝釉四方倭角雙耳瓶（附圖八），當時成交價為4,830,000人民幣。
乾隆時期折方瓶參考上海博物院藏青花牽牛花紋四方倭角獸耳瓶（附圖九），圖載於《上海博物館藏品研究大系：清代雍正—宣統官窯瓷器》，頁303，圖5-33。
拍品當為乾隆時期摹仿宣窯器之典範佳作，以宣窯器型為骨，承典雅規製；以仿官窯釉色為神，納古樸氣韻，兼收並蓄歷代名品之優長，將諸般精妙元素融會貫通，演繹出獨樹一幟的藝術風姿，精妙絕倫。
來源：
香港佳士得，1999年11月2日，拍品編號621
藝德堂，香港
「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

估價 :
HKD: 600,000-800,000
USD: 76,923-102,5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