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爵高19.3厘米，寬16厘米；醴柶長16.5厘米，寬4.2厘米

青銅獸面紋爵，呈圓卵形器腹，腹部較深，下接三錐足，在口沿近流處設有一對菌形立柱，柱頂稍高，飾圓渦紋。器身滿工，紋飾繁華瑰麗，不僅佈滿腹部，更遍及流和尾的底部。腹身飾獸面紋，以雲紋填滿，獸面中間鑄有扉棱作鼻，雙瞳突出。口沿底下飾有三角紋，爵流底部飾有雲紋。器身側面的鋬上飾有牛首。全器工藝精湛，弧度線條準確利落。曲形管狀流，寬尖尾，直腹圓底，足高外撇，與圓融的器身達至相互融和的平衡美感，外形線條流暢，既有穩重感，亦充滿動態美。銅爵整體形制規整，器身局部覆以碧綠銅鏽、局部泛金，古意盎然，配以青銅鏤空龍紋醴柶，更顯稀有珍貴。
青銅爵加配青銅醴柶（調酒棒）是極為稀有的禮器。現在所知除本器之外，就只有另一件商代晚期（一說西周時期）青銅爵配有青銅醴柶，詳見張光裕：〈從新見材料談《儀禮》飲酒禮中之醴柶及所用酒器問題〉，《文物》，2013年第12期，頁67-75。過去對青銅醴柶的記錄和研究，可以上溯至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其編著之《皮斯百收藏中國青銅器圖錄》（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Bronzes in the Alfred F. Pillsbury Collection, 1952）圖版97收錄有一件青銅鏤空龍鳳紋棒狀物，高本漢嘗臆測其為攪拌用物，類今日所見之調酒棒。經與本器醴柶之比觀，兩者形制相當，長短大小亦相若，從紋飾判斷，皆同屬商代晚期之物，是現在所知中國最早的調酒器。
商代是中國青銅文明的興盛時期，也是中國古代酒文化發展的重要階段。在這時代，酒是宗教祭祀中不可或缺的媒介，特別是加入了香料的酒，配以造工精緻，富有表現力之青銅酒器，具有特殊的宗教和文化意義，承載著商人對鬼神的敬畏與崇拜。工匠們運用高超的鑄造技藝，將複雜的獸面紋樣刻畫得精緻細膩，線條流暢，層次分明。紋飾採用左右對稱的構圖，使紋樣突出於器。獸面紋介於抽象與具象之間，為觀者留下了豐富的想像空間。青銅的質感與精美紋飾形成對比，給人強烈的視覺衝擊，亦增強視覺上的平衡和穩定性。
醴柶上的龍紋，更以抽象利落的線條，詮釋出商人眼中的龍——富有力量且奧妙莫測。整組器物帶來威嚴與神秘，增添祭祀的莊嚴和神聖。龍的圖案在此醴柶上扮演了關鍵角色。龍在中國古代文化中被視為神聖之物，象徵著權威、力量和神秘。將龍的形象融入實用器物，不僅增強藝術感染力，還寄託了人們對強盛、權力與繁榮的期許。這種鏤空工藝充分展示了古代工匠的技術水平，通過精細的雕刻，賦予器物以無窮的生命力。
醴柶在古代是專門用於攪拌醴酒的器具，用以調酒。醴酒在商周時期祭祀和宗教儀式中具有重要地位。醴柶的存在不僅增添了爵的功能性，還體現了商周時期祭酒禮儀的複雜和嚴謹。商代是中國最早出現專業釀酒的時代。商人已經成熟掌握了黍、稷、麥等發酵釀酒技術。這些酒被稱為「醴」、「鬯」等，是古代重要的酒類品種。為了增強酒的風味和神聖，商人開始在釀酒過程中加入各種香料，如蘭草、桂皮、杜衡等，製成香料酒。這種酒具有獨特香氣，被視為能夠溝通天地、聯繫人神的重要媒介。
由於醴柶多以木質製成，其實物難以保存至今，這也使得我們對其了解非常有限。然而，青銅製的醴柶雖能保存，惟傳世數量極少，這種材質的選擇體現了使用者的尊貴身份和地位，以及對莊嚴禮制的極度重視。這也佐證了青銅爵與青銅醴柶的配搭，是一種極高端的配置，僅為少數高級貴族能夠使用，是一種身份與權力的象徵，彰顯了當時貴族階層的生活方式與精神追求，顯得格外珍貴與獨特。醴柶在爵杯使用中實現調酒功能，兩者共同組成了完整的酒器系統，以供高級貴族施其禮制，祭奠祖先鬼神，以求保佑。醴柶準確用途的發現，就是對商周用爵制度和禮儀最好的注解。
爵杯常有，而醴柶不常有，青銅醴柶就更為罕見，特別是文博單位多標示青銅醴柶作笄形器。除前文引錄的兩件傳世青銅醴柶以外，還可以參看山西博物院藏1959年於石樓縣桃花者村發現的商代鳳首笄形器、山西博物院藏1959年忻州市連寺溝發現的商代人首笄形器、河北博物院藏藁城台西發現的商代夔龍首銅笄形器。
來源：台灣王氏私人舊藏
延伸閱讀：
1.《皮斯百收藏中國青銅器圖錄（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Bronzes in the Alfred F. Pillsbury Collection）》，
高本漢，明尼阿波利斯，1952年
2.〈匕鬯與醴柶考〉，淩純聲，《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卷12，
1961年，頁179-216
3.〈從新見材料談《儀禮》飲酒禮中之醴柶及所用酒器問題〉，
張光裕，《文物》，第12期2013年，頁67-75
4.〈從酒禮中的醴柶淺談爵柱的功能意義〉，淩正慧，
《文物鑒定與鑒賞》，第7期，2020年，頁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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